所以，他要推出的第一件敛财产品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生产成本不能过高，否则他要是想直接开办一个造船厂趁着“隆庆开海”的东风去搞海外贸易，这个成本显然不是他手头这千把两银子的本钱可以负担的。这一条就决定他的第一件敛财产品只能是个“小玩意”。
其次，这件产品应该要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而又不甚起眼，否则太容易模仿就没法保持利润，太打眼又会引起外界过度关注。
再次，这件产品的受众面不能太窄，否则即便这个小玩意能够依靠技术垄断而卖出一个比较可观的价格，也会因为受众面太小而难以得到推广，作为商业时代的穿越客，高务实深知没有规模效应的工业产品，其总利润是很难保证自己公司快速发展壮大的——劳斯莱斯汽车不也被宝马收购了？法拉利不也有个母公司叫菲亚特？难道是劳斯莱斯和法拉利品牌价值不高吗？显然不是，只是受众太小，产品的量级不够，因此不能与具有更广泛受众群体的品牌比规模。这就和保时捷当年为何在一片质疑声中强行推出卡宴的道理相同——作为一家公司，它需要创造利润。
又次，这件产品最好能从上流社会往下覆盖。因为一旦上流社会对该产品表示认可，就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并且带动中产阶级使用，从而形成一种风潮，使其利润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持续提高。
最后，要推出这件产品，最好还有个合作伙伴，这个合作伙伴要能在很大程度上打消某些居心叵测之辈对其技术垄断和行销之后所获利润的觊觎。
生产什么产品的问题比较好解决——穿越者嘛，在这个技术条件或者能够创造出的技术条件之下，可以拿出来的高中低档各种产品，那么多小说里都有写到，随便挑几个自己还记得住的又不是很困难。
这第一件产品，就算要满足成本、技术、受众等各个方面的要求，对于高务实而言也没有太大难度，譬如穿越众最喜欢的肥皂，就能满足这些条件了。当然，最好是直接做成香皂，毕竟是要从上流社会往下覆盖嘛，做个洗衣服的肥皂虽然也很实用，可就远不如做成给什么皇室勋贵、高官显要之类人士及其家眷使用的香皂来得有逼格了。
不过，对于合作伙伴，高务实就要仔细想一想了。
理论上来讲，以高务实现在的特殊身份，如果能说服高拱点头，那么拉拢一批“高党”分子合作办厂，应该是最为方便和稳妥的。然而高务实却不想在第一件产品上就把“高党”扯上——高务实觉得在自己考中进士进入官场之前，首要的目的是拆散两年之后的倒高三人组，为高拱在万历年间继续主政创造条件。而高党……说实在的，只要高拱在位，高党就始终会存在，根本不需要现在就着急上火的去搞利益结合。反之，高拱要是倒台，高党什么的，也就是星流云散的命。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所以，高务实比较希望能够通过这第一件产品在完成自己初步敛财计划的同时，顺带也对拆散倒高三人组起到一定的作用。
倒高三人组里面，张居正是不用考虑拉拢的，这个完全没戏，政治斗争虽然无需硝烟弥漫，但你死我活的程度甚至超过战争，所以张居正不可能“为我所用”。再说，虽然很多后世的所谓专家教授拼命吹捧，说他的改革很大程度上给大明续命了几十年，但事实上，他的改革根本没有触及更深层次，因此并不彻底，这一点在后世也是有公论的，说是改革，实际上顶多算改良。甚至高务实对张居正在隆万大改革中所起到的实际作用，以及改革的实效都有很大的疑惑。
比如说，取消匠户轮班制是早在嘉靖八年就开始搞了的，明显和张居正无关。而最先搞一条编法改革，则是从嘉靖十年开始的，到了隆庆年间已经是“视田为陷阱”、“富者缩资以趋末矣”(来源《明穆宗实录》)，可见一条编法的效果已经显现了。因此从整体上说，一条编法改革的主要成果不是张居正的，甚至连高拱都只能说是继承前人的正确路线持续推进。
那么张居正都干了什么呢？嗯，他将一条编法强行在全国推广，而不是像嘉靖、隆庆年间，视各地情况而定。这是功绩吗？恐怕不见得。对于工商业发达，土地兼并本就比较严重的南方地区，适合一条编法改革的，嘉靖、隆庆年间已经改过了。而张居正推广的地区恰恰是土地兼并不严重，工商业并不发达，其实并不适合此项改革的北方和四川地区。
此外，张居正还推动了强行征银。嘉靖的一条编法改革，一直是维持缴纳粮食，而不是银子的，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自耕农被官商地主多次盘剥。而张居正的强行征银，既增大官员逼无地少地人口银两的空间——因为如果是交粮，无地少地人口没有收成，官员造假就难上许多——还给官商地主每年两次发横财的机会。
张居正还搞了考成法，这个考成法大体上就是，不管你税银是怎么收的，朝谁收的，只要是能收上来，就算是业绩合格，否则的话就是怠政、懒政，你就可能要丢帽子或者大帽子换小帽子了。而且这个考成法还继承下去了，到了崇祯年间，官僚拷打陕西无地少地农民，大体上就是继承张居正的遗志——结果陕西考成的成果就是考成出了闯王。
张居正还重新丈量了全国土地，但丈量的成果如何呢？反正隆庆年间纳税民田是700多万顷，万历十年的纳税民田还是700多万顷。
最后，张居正还在实际上给了东林党出现和存在的土壤。东林党之类的官商利益网，在张居正排斥异己遏制民间舆论的条件下很容易滋生，顾宪成、李三才都是张居正时期得到官僚权力的。张居正的所谓改革，实际上对穷苦农民不利，对王朝也很可能弊大于利，但唯独对东林党所代表的那群官商最为有利，所以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党一掌权，就马上给张居正平了反。
东林党什么的，即便其中有部分人气节盈胸，但高务实作为红朝我党培养出来的年轻干部，一贯是看不惯只讲个人气节而不讲国家利益之辈的——你如果是个平头老百姓，不能做到“舍小家为大家”也就算了，但你身为国家高官，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国家要你何用？相对应的，纵然红朝也有贪污腐败问题，但回过头来看看，红朝抗洪抢险的时候是不是有危险“群众先撤，党员先上”？是不是“书记退撤书记，书记不退党员都不准退”？至少高务实当年作为县高官的秘书，在危急时刻从来都是跟着书记顶在抗洪第一线，动不动就是三天、四天不能下大堤的。
权利永远应该对应着责任。
当然，张居正改革的真正成果，高务实还是要肯定一条：不管手段高明不高明，至少国库里头总算不至于要饿死老鼠了。
虽然高务实一直都觉得明朝的税收体制问题很大而且很杂，但归根结底，继续找农民收税肯定是个饮鸩止渴的蠢办法，只有扩大税源，尤其是商税、关税，甚至工业税等，才是正理。
张居正改革弄到最后依然只是在农税上想办法，并且实际上出现了强制收取货币农税的情况，在高务实看来顶多只能算功过参半：固然有给明朝续命之功，但却也是在不断地透支朝廷的最底层民心，并且在他之后明朝沿着这条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也就越发没有回天之力了。
所以对比来看，高务实认为高拱继续执政并不会比张居正做得差，而如果自己将来有机会掌握大权，虽然收取商税的困难可谓巨大无比，但他还是自信至少能做得比张居正要好。既然如此，那就只好劳驾您张先生挪挪屁股，一边凉快去了。
剩下的就是冯保和李贵妃，高务实能想办法拆散的只有这两人。
冯保这边，按说应该相对好办。太监嘛，就算平时喜欢以文化装点门面，但骨子里爱财应该是跑不掉的，历史上冯保也并没有多么滴水不进不是？因此，只要操作得当，拉拢他入伙还是有希望的。
难点在于李贵妃，眼下的李贵妃还不是隆庆皇帝死后那个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皇权的李太后。此时的她深居宫中，哪怕高务实是个小孩子，但皇宫大内又不是高家后花园，哪能想去就去，上次那么好的机会进宫，不也没见着这位？
况且，就算见到了又如何？难道跟她说：哎呀，娘娘，我这里有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而且利润异常丰厚，您要不要也来入个股？
简直是荒天下之大唐。就算要入股，按照中国历代的传统，也该是他们家当家的来入——那是隆庆皇帝，也没轮到李贵妃啊。
高务实左思右想，还是觉得李贵妃这个口子不好打开。不过他毕竟是在后世从过政的人，深知“领导搞不定，就搞定领导身边的人”这一真理。
“领导”身边的全是些宫女太监？没关系，冯保那边先想办法搞定，然后嘛——搞定李贵妃的家人！
李贵妃自己虽然深居宫中，可她总还是有家人的，而且史书里就记载了她的父亲，那个在后世有无数同名人的李伟。
这位后来的伯爵阁下，原先只是个通州乡间的泥瓦匠，当初其家乡遭了虫灾，李伟在乡下混不下去，逃难般的带着女儿来到京师，捱了几个月之后发现京师居、大不易，眼瞅着就要饿死街头了，无奈之下只能将女儿送去了裕王府做小丫鬟。
不得不说，这是李伟这辈子作出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因为从此之后，一条康庄大道就摆在了他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