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举人群体的选官任用这件事，其实从高拱时期就是实学派的一贯宗旨，多年来也一直在推进。某种程度上来说，实学派之所以能够形成如今的声势，一定程度上也和始终坚持这一政策有关。
这样说倒不是表示实学派的上层有多少出自于举人阶层，这是不太可能的，毕竟大明的传统摆在那，政策惯性和个人、群体利益都摆在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要知道这个“潜规则”的形成，乃至于后来几乎成了“明规则”，并不是因为皇帝认为只有进士才有做翰林的能力、只有翰林才有做辅臣的能力，不是这样的。
本质上，这种所谓的“规则”，只是进士、翰林们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创造出来的“舆论门槛”，是为了排除更多的竞争者。
这样一来，经过长年累月的口口相传或者明里暗里的各种舆论影响，非进士出身、非翰林出身的官员就会在心理上自我矮化，连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自己不够格去和进士、翰林争夺更高的位置。
久而久之，进士群体、翰林群体就自觉或不自觉的形成了小圈子，或者说利益阶层。即便权威之盛如今日的高务实，他也没法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忽然站出来说：诶，我看那位举人是个大才，我推荐他入阁辅政——这不仅是要犯众怒的，甚至他提到的“那位举人”恐怕自己都会打死不肯接受这种推荐，乃至于认为高务实是在嘲讽自己，然后羞愧无地，干脆自我了断以免受辱。
这当然是极端化的描述和假设，但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当社会共识已经达成，那么不到矛盾激化引起巨大动荡，一般来说就不可能去轻易改变。
那么，实学派是如何依靠“扩大举人任用”来获得扩大派系，最终声威日盛的呢？这就要分高拱和高务实两个阶段来说了。
先说“高拱时期”，这个时期其实并不只有高拱，而是从高拱算起，到萧规曹随的郭朴和张四维结束。由于后二人基本上延续高拱的政策，所以这里只说高拱。
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每月汇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亲自过目。到年终将册籍全部汇总吏部，作为官吏黜陟的依据。
天下大治，必须广选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贡(代指举人)占七成，制科(代指进士)仅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轻科贡，他以为“崇其三而弃其七”是失措之举，应该进士、举人并用，惟贤是视，量才录用。
但举人就选，他又主张“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因为州县之长是地方父母之官，责任艰重，必须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担。
他又认为，国家必须广蓄人才，到了要用时才去寻觅称职的人，那是来不及的，于是提出备才之说：“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
他还公开招贤，明令选司，“凡有所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
这个做法是有明确针对的，因为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的事，搞得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于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宰欲有所上下不能也”。对于被黜官员，高拱则必亲“告以故”，黜者“无不慑服”。
当时马政、盐政被视为闲局，朝廷轻之，因而失人废事，使“善政无闻”。高拱体察下情，知马盐二政官处远方贫薄苦寒之地，自是艰辛，遂提议改本省廉谨有才者任之，并宽其交纳之额。如遇优异，则超等擢用。其官重，马、盐二政当自修举，利于国家。
高拱还制定和采取了旨在加强考察人才、选拔人才的许多制度和措施，“开王亲内转之例，复一甲读书之规，正抚按举劾之差，核京官考满之实，分进士讲律之会，定进官升授之条，议有司捕盗之格”。
这些措施都得到隆庆帝的准旨，得以实施。于是使朝廷上下、各类官员中出现了人人激奋的新气象。
依照大明旧例，内阁辅臣，“若兼领铨选，则为真宰相，犯高皇帝厉禁矣”，但高拱先以阁臣、后以首揆掌吏部事三年之久，虽犯忌有非议，但成绩斐然，利在社稷。后人只知有张居正而不知有高拱，真不知如何评价。
高拱这些措施，郭朴、张四维依例而行，但张四维之后朝廷进入申时行时代，心学派执掌了首辅大权，虽然申时行权威不足，很多时候和实学派的斗法都难以占得上风，但首辅该有的权力依然是有的。
即便吏部多数时候掌握在实学派手中，申时行依然能从大政方针掌握朝廷大势，使得实学派在任用举人为官一事上进入某种低潮期。不过，申时行囿于自身见识，对于有些看起来不甚重要，实际上却很有影响的职务却限制不多，因此实学派仍然在此期间往这些岗位上添入了不少能力出众的举人——比如前面提到过的，高拱很是重视的马政方面。
广义上来说，大明的马政，在高拱接手时期已经堪称稀烂，即便高拱选调了许多年轻能干的举人进入马政系统，本身也只能把这稀烂的马政往上拉到勉强能用的地步。但是，由于俺答封贡的顺利进行，以及高务实的京华商社开始掺和其中，大明的马政开始快速扭转颓势。
马政马政，首先要有马，然后才配施政。原先马政难搞，一方面当然是负责马政管理的队伍拉胯，但更重要的一方面还是在于真的没马。
俺答封贡之后，土默特虽然非常愿意与大明互市贸易，但他们也不傻，并不愿意拿出最好的马种卖给大明，公马母马都不行，他们往往只肯卖骟马。
后来经由高务实的“经济影响计划”，土默特从上层到底层，越来越离不开大明的各种生活物资贸易，进而发展到没有足够的钱来进行贸易。
说是钱不够，其实就是自家的货物不够。由此，高务实展开了第二阶段计划，开始说服土默特出售矿山、盐湖等资源的开采权，以及出售“非战马”级别的其他各种马匹，包括公、母马种在内。
此时高务实已经出任辽东苑马寺卿兼金复海盖兵备道，于是在高务实的运作下，朝廷开始振兴马政，首先就是在辽东试点。由于高务实很快打赢了辽南之战，收复了辽河河套地区并晋升辽东巡抚，因此这项工作开展十分顺利。
辽东马场的振兴就从刚刚收复的辽河河套开始，高务实在那里将原先炒花部的草场划拉了至少一半，建立了新的辽东马场，一开始就用从土默特买来的马种培育挽马等非战马类马匹，后来又用缴获的炒花部战马种马开始培育战马——当然，他还有私底下的手段从土默特、嫩科尔沁乃至叶赫部搞到战马种马。
总之，“新马政”由此起步，大明开始真正有了自己的各类马匹培育基地。这就需要大量的人手，而且并不仅限于养马育种的专业人士，还包括大量的管理人员。
专业人士其实反而好办，大明只要肯花钱，多的是日子不好混的蒙古人愿意为大明养马——别说养马了，投靠大明的骑兵将校都多的是，各部边军谁没有几支“达兵”(本意是鞑兵，为了说得不那么难看，写做达兵)？
笑话！李成梁也好、马芳也罢，一直到原历史上的吴三桂，但凡牛逼点的边帅，谁手里没有一支充斥着大量蒙古人的精锐骑兵家丁部队？
后世总有人喜欢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提什么民族矛盾，实际上这年头都还没有“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哪那么多民族矛盾？当大明内政干得不好，就会有大量的汉人“投北”；当草原上受灾严重要饿死人，就会有大量的蒙古人“投南”。
活下去都无比艰难了，民族还算什么隔阂？更别说高务实的习惯懂的都懂：钱给够，跟我走。
于是，欣欣向荣的辽南马场就成了实学派往里投入大量举人轮流刷经验、刷资历的好去处……之一。
既然说了是“之一”，当然这种好去处就不是只有一个。随便举几个例子：高务实当初推动军工私营的时候，有个不太“资本主义”的做法，即要求朝廷往这些私营军工企业任命监察人员，一来监察军工产品流向，二来监察企业财务，当然这主要是为了监督纳税。
总之，高务实的各种改革越多，朝廷需要用人的地方就越多，但这些用人的地方往往又不需要派一名进士出身的官员去赴任，因此实学派就开始大量使用举人。
举人也是读书人，甚至也算佼佼者了，其背后多数都是有其家族势力的，所以这样一来，实学派就不仅是在官场上成了举人阶层的大靠山，而且还在无形中拉拢了海量的地方势力。
心学派在面对实学派的竞争越来越力不从心，不只是受到高务实个人地位和权威的压制所导致，更是在基层官场全面落败所导致。
直到如今，心学派的核心基本盘都还是江南士林，但他们在“浮于表面”方面着实无可救药，竟然没有发现自己能够依赖的力量其实并没有覆盖整个江南士林，而是只有江南士林的顶层，即那些中了进士或者觉得自己迟早能中进士的读书人！
过度的精英化，让官场上的心学派将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完全脱离了底层——不只是底层人民，甚至是底层读书人。在这种时候，它不衰落谁衰落？
但高务实仍觉得它衰落得不够快，所以又配合着南京皇宫修缮案打出了一波新攻势，就是这道《请广用举人以固西域疏》。
别看高务实给它限定了“西域”这个框架，其实朝堂上明眼人多着呢，他们都已经很熟悉高务实的操作了——西域肯定只是个试点，等在西域试点成功，发现这套办法确实行之有效，将来或早或晚总会推广全国。
试想一下，在高务实的操作之下，实学派彻底成了举人们的靠山，而举人在有做官资格的人中占了七成，一旦这项政策在全国铺开，实学派在朝堂还有对手吗？
不过，如今万事顺遂的朱翊钧倒是没看那么远，或者说作为一个已经成为中兴圣君的皇帝，他现在已经不太在意这些事了。如今的他，只想看到西域的问题赶紧解决，千万不要闹大，或者变成一个给大明持续放血的烂疮，所以他在看到这道奏疏的时候很是高兴，觉得高务实就是高务实，始终是那个专门帮自己解决难题的股肱之臣。
因此，他马上宣高务实觐见，向他详细询问这套办法的用处。高务实也毫不含糊，认认真真、从头到尾给皇帝介绍了相关情况。
高务实为皇帝说明，自己疏中所强调的，在西域扩大举人选官任用的必要性，实际上是针对当下科举制度下人才分布不均和边疆地区人才匮乏的现实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高务实又为皇帝做了具体分析：
其一，科举进士数量不足：大明科举制度虽然为国家选拔了大量人才，但进士的数量相对于辽阔的疆域和繁多的官职需求来说，仍然显得不足。特别是在西域这样的边远地区，能够分配到的进士更是少之又少，导致当地官职空缺，治理能力受限。
其二，进士不愿赴边：即便是通过科举考试的进士，也往往因为西域地处边陲、条件艰苦、远离中枢等原因，不愿意前往任职。这种个人主观意愿与朝廷对边疆地区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使得西域地区必然面临人才短缺的问题。
其三，举人的机遇与挑战：与进士相比，举人在科举考试中的表现虽然也算优秀，但在内地往往因为竞争过于激烈而难以获得官职。因此，他们更愿意接受边疆地区的任命，希望通过在西域的治理实践中展现自己的才能，以期获得朝廷的重用和提拔。
其四，举人的积极性与适应性：举人由于在内地难以为官，对于西域的任命往往抱有更大的热情和积极性。如此一来，他们会更愿意深入基层，了解当地民情，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举人由于政治地位相对较低，因此更能够放下身段，与当地民众建立良好的关系，这对于维护边疆稳定和推动地方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其五，举人的治理能力：举人在科举考试中已经展现出了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治理能力，但因为有进士乃至翰林作为参照，他们又不太可能过于自负，觉得自己不必继续学习。因此在西域这样的特殊环境下，他们更有可能发挥自己的专长，通过创新的治理手段和策略，解决边疆地区特有的问题，如民族关系、边防安全、经济发展等。
其六，朝廷的激励与重用：通过在西域扩大举人选官任用，朝廷可以为这些有志之士提供展示自己的舞台。同时，对于那些在边疆地区表现出色的举人，朝廷可以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提拔，以此激励更多的人才愿意投身边疆建设。
高务实最后总结表示，自己的上疏实际上是在呼吁朝廷正视边疆地区人才短缺的问题，通过扩大举人选官任用，既解决了西域地区人才不足的燃眉之急，又为那些在内地难以为官的举人提供了发展的机会。这种策略不仅能够提升边疆地区的治理水平，还能够激发举人的积极性，为国朝的长远发展培养和储备更加充足的人才。
朱翊钧看到疏文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个好办法，在听了高务实如此详细的分析和说明之后更是大喜过望，起身走到高务实身边，拍着他的肩膀连连道好。
“天赐朕以日新，天赐朕以日新！”朱翊钧用力拍着高务实的肩膀，头却已经转向另一边，朝陈矩道：“陈矩，拿去司礼监批红，凡元辅所奏，无不照准！”
陈矩领旨，捧着一堆奏疏退了出去。他一走，朱翊钧稍稍收了些笑容，走回御座坐下，蹙眉朝高务实问道：“倭国现如今是个什么情况了？”
这个问题就有些过于突然了，高务实怔了一怔，诧异道：“皇上何出此问？”
朱翊钧自己也是一脸纳闷，道：“那个倭国正使今日上表，说日本国王源家康想要遣使来我大明学习。若只是寻常读书，那也就罢了，给他们几个国子监生的名额也无伤大雅。问题是，他表中明言，说希望能允许倭国学生进入大明军事学院学习……此事你有听他们提起过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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