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阳说道：“强兵的问题还有很多，提高士兵饷银只是其中一项，以后朕还会有更多的措施去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强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个以后再说，师父身居高位多年，想必早就想过如何解决百姓富足的问题，就请师父讲解一二吧。”
文天祥放下筷子说道：“富国之道，首在富民，富民之道，首在富农，只有农民富足了，粮食丰收了，国家仓廪实，自然就富强了，昔日商鞅变法，二十年内使秦国崛起与东方六国，正是奖励耕战，重农抑商，使秦国的国力超越东方六国，最终统一天下，汉朝建立后，汉文帝、汉景帝同样采用重农抑商，支持农业发展，最终创造了文景之治，为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北击匈奴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同样重农抑商，创造了有名的开皇之治，唐太宗李世民同样采用重农抑商政策，使大唐迅速安定下来，仅用数年时间，打败突厥，成为天可汗，并创造了贞观之治，这些明君之所以创造盛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重农抑商，所以我大宋要想光复中原，应效仿这几位明君，采用重农抑商政策，迅速发展农业，使国家府库迅速充实起来。”
王华阳听着文天祥的话，想着如何辩驳。
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表现必然为经济形态所决定，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重农抑商”、“农本商末”政策深深制约和影响中国历史。
在中国漫漫两千年历史长河中，“重农抑商”政策总是与历史相随相伴的。它产生于封建制度产生巩固的春秋战国，发展于封建制度兴盛的秦汉，之后便被后面的朝代继承，中古时代的中国是和波斯，缅甸，印度，埃及相似的东方专制封建农业帝国。
历代王朝都强调“以农为本”。中国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重农抑商”政策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地主官僚集团也因疯狂兼并土地而更加腐败。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自15、16世纪始，在一些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当时统治者对这一新事物极端恐惧，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摧残。虽然西方商品经济在中世纪也遭过同样破坏，但当时多元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商品经济仍得以顽强发展，古代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交换和商业活动的存在和发展受到很大限约，商业贸易活动必须隶属于自然经济体制。
清初，统治者对东南沿海萌芽的资本主义和一度兴起的“工商皆本”、“农商皆本”启蒙思想，不置可否，正当清政府下禁海令和限制矿冶业时，西方各国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统治者完全不了解外部形势，妄图追求海疆平安无事，传统自给自足经济、重农主义，又使清政府认识不到外贸的重要性。
中国封建统治者极力破坏社会赖以前进的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固守“重农抑商”政策，致使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未得到发展，使中国错失发展资本主义良机。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迅速席卷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特别是18世纪资本主义工商业革命，加速、刺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对外殖民扩张。
重农抑商在封建社会早起确实起到了稳定国家，积蓄民力的作用，但是农业的产值是有限的，要想获得更大的财富，必须要发展商业。
王华阳示意太监将碗筷收走，接过漱口水输了漱口，并接过毛巾擦洗过双手。
王华阳慢慢的说道：“师父，农业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毕竟有句古话叫做“无农不稳”吗，农业丰收，农民就能稳定，农民不造反，国家就能发展，但是咱们现在处在的时代和地方不一样，昔日商鞅变法，重农抑商，使关中八百里秦川成为大秦的粮仓，秦国百姓有了粮食，自然参军的热情高涨，但是您别忘了，秦国自己重视农业，并不是因为商业不需要，相反，秦国拿出自己的物产与东方六国进行交易，保证自己需要的战略物资都能够买到，如今，大宋偏安海外，自身物产有限，单纯的发展农业，仅能保证百姓温饱，不能解决百姓更高水平的生活要求，农业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商业才能发展经历。”
文天祥说道：“皇上，您说的这些三百年前王安石太傅曾经推行过，确实成效显着，王安石变法期间，大宋国库积累了朝廷二十年的用度费用，并且出兵收复了现在的甘肃，拓地两千里，但是变法最后随着神宗皇帝的驾崩被取消了。”
王华阳这才想起历史书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当时历史书上介绍了整整一页，原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变法，现在自己深处这个时代，才发现王安石变法是多么的超前，如果王安石变法能够像商鞅变法一样被后世君王执行下去，就不会有后面的“靖康之变”，大宋说不定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着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着。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佑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绍圣元年（1094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主导变法，是发生在宋神宗时期的改革，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
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
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
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但是历史书上简简单单数百字，根本不足以将王安石变法完整的展现出来。
王华阳问道：“师父可还记得王安石变法的详细内容？”
文天祥说道：“这个微臣当然记得，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正确的，简单的修正一下，对现在的大宋也是有帮助的。”
王华阳说道：“那就请师父给朕详细讲一下吧。”
于是文天祥认认真真的将王安石变法的内容给王华阳讲了一遍。
文天祥洋洋洒洒的讲了一个时辰，并从中加入了自己的见解。
王华阳听完，叹了一口气说道：“可惜了，如果当年王安石变法能够持续五十年，哪还有后面的这些事情。”
文天祥虽然给王华阳讲解了王安石变法，但是因为年代久远，很多细节文天祥也记得不是太清晰，好在大宋朝廷东渡时，带来了大量的典籍，王华阳可以通过翻阅皇家档案找到当年王安石变法的第一手资料，王安石变法基于的是中原王朝的改革，而现在自己仅仅统治大宋三岛，国情不同，王安石的变法措施现在只能等日后光复中原在改革了。
文天祥说道：“历朝历代变法，只要是由大臣发起的，一般会随着君王的离世被废止，皇上若要做千古一帝，变法就要由您自己发起，这样，大臣们就不敢不执行，相对而言会更加顺利。”
王华阳对文天祥的话大为赞同。
于是王华阳说道：“既然师父都这样说了，那朕也说一说自己的想法，朕要废除“重农抑商”政策，农业是国本，商业同样是国本，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只有发展商业，才能让大宋富强，一味的重农抑商，虽然可以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国家变得稳定，但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稳定的大宋怎么能光复中原，刚才你也算了，大宋要想提高士兵的饷银，需要三百八十万两银子，如果只从土里刨银子，要刨多少土地才能够刨够这些银子，只有发达的商业才能快速的积累财富，大宋三岛本身物产匮乏，能拿出去交换银子的商品中原地区都有，并且质量还不如中原，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只有通过转口贸易，将中原地区的商品运往南洋、天竺、阿拉伯国家，再将这些国家的特产运往中原，咱们从中间赚取差价，如此，才能在数年之内积累够光复中原的财富。”
文天祥说道：“皇上，您说的这些臣不懂，商业的事情您可以找赵瑞大人或者范毅咨询，臣只知道自古以来尊卑有序，纲常有伦，天、地、君、臣，士、农、工、商，商人是不入流的角色，地位还不如农民，皇上突然将商人的地位提高到和农民一样的地位，怕是会引起百姓的不满，商人不事生产，是一群好吃懒做之徒，将东家的东西卖给西家，从中间谋取利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商人只是起到一个搬运的作用，东西没有变化，还是那么点东西，但是商人从中间收取数倍的银子作为自己的酬劳，如果商人的地位与农民相当，商人赚取的巨额利润会让更多的人去经商，如此，田间将无耕作之人，没有了耕作之人，粮食就会减少，粮食减少就会引起农民暴乱，从而引发国家的动荡，数千年来，朝廷都将商人定位下九流的角色，目的就是不能让更多的人去从事经商，商人即使赚了银子，但是在官府那里，其地位也不如农民，商人不得参加科举，商人不得从政，就是怕商人将这种投机倒把、好吃懒做的恶习带进官场，如今您把商人的地位提高，恐怕会引起社会上巨大的动乱。”
文天祥对王华阳的话一向言听计从，没想到自己刚提出要将商人的地位提高，文天祥的反应就如此强烈。
文天祥继续说道：“商人持有巨额财富，一旦商人的地位提高，商人就会进入官府，进入到大宋的角角落落，如果商人依靠官府的力量为自己谋取利益，其危害性将不可估量。”
王华阳看着文天祥如此激动，心想要想废除“重农抑商”，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朝堂之上对商人的误解，要不然，文天祥如此开明之人都不能接受，朝廷里那帮文人更不会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