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查情况送达张政禹案头后，张政禹立马联系了其他几个包保常委，发现各县市基本都存在外包科室的情况。更有甚者，连社区医务室、乡镇卫生院都外包出去了。
而这些承包科室的承包者，基本都是一些外地南方的私立医院，张政禹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个词“莆田系”。
这些承包者是很舍得下血本的，在县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公交车身和车站，随处可见他们的广告，而这些广告往往是围绕男科、妇科、肛肠科、牙科、整形科等科室开展的。
意图非常明显，这些科室正是责任小、利润大的科室，只要把病人送进来，做了手术，多少钱就是他们说了算了。而这些科室的医疗风险往往也是最小的，基本出不了什么大事故，即便有，也不过是赔点钱了事。
张政禹对这一情况感到非常的愤慨，这简直是将病人当成赚钱的工具。
在新一轮巡查调度会上，张政禹提出了意见：“我们发展医疗事业，允许多种经济在医疗领域中并存，目的是为了不断丰富医疗产品，满足群众需求。但是归根到底，医疗的普惠性、公益性本质不能变，服务群众、服务患者的根本目标不能变。基层医院的外包，事实上就是毁坏根基、不负责任的行为。”
“我非常支持民营经济参加医疗事业，但是有一条底线必须遵守。私营就是私营，国有就是国有，绝不允许私营国有相互混杂，既拿着政府财政拨款，又要谋取市场利益。”
“我建议市委领导予以考虑，研究出台相关地方行政规章，从立法层面对医疗外包进行限制，如有可能，尽量禁止这种外包行为。另外，对已经外包的医院，要想办法终止合同。对违规在外取酬的人员，要予以处理。”
马忠德高度重视了张政禹的提议，要求市纪委配合市政府，研究制定《江东市医疗管理办法》，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
而在巡查过程中，张政禹也发现了一个尴尬的问题。
医院科室外包确实不应该存在，但是基层医疗机构的生态确实也不容乐观。
例如社区医务室，说是承担了基层医疗服务工作。但是事实上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大多数时候就一个人值班，药品采购也极其匮乏。
这些医务室大病治不了，小病也没诊所敢用药，除了附近老人偶尔买点药之外，大多时候都没多少人去，简直形同虚设。
而这些医务室、卫生院的医生护士也牢骚满腹。他们的待遇情况非常差，不属于财政供养人员，工资都是街道办自筹的，不管干了多少活，每个月就两千多块钱，甚至不如居委会网格员。
基层医护人员的工资发的也是五花八门，有按月发，有三个月一发，半年一发，还有一年一发的。
巡查组在谈话过程中，有卫生院工作人员反映：“我一个月工资两千四，就这还一年一发，我养孩子上个幼儿园一学期就得六千块学费，这日子怎么过？我们一没贪过，二没占过，是实在没办法了，才商量着把卫生院包出去，镇上也是同意了的。现在市里不让包了，那也行，市里能给我们提高工资待遇，按月发工资吗？”
但是镇上以为分管医疗卫生的班子成员看法完全不同：“卫生院一年才看多少病人？光那个救护车一年加油保养就要几千块钱，更别说为了维持人员工资和正常运转的财政投入，镇上一年至少要给卫生院拨十几万。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包出去起码镇上不用另外出钱了，要我说，乡镇卫生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不如直接撤了，简直是浪费财产。”
这些情况反馈到市政府后，张政禹基本弄明白了。
基层的医疗机构本身底子薄、条件差，老百姓不爱去，没办法带来收入。上级认为这些卫生机构无法带来经济收益，更加不愿意加大财政投入。但财政投入越低，这些基层卫生机构的医疗效果和经济效益就越差，彻底成为了一场恶性循环。
现在看来，医疗机构的改革工作势在必行。
为了减轻基层医疗负担，张政禹召集各县市区分管领导、市卫健委、市医保局、市财政局专题研究。
张政禹认为，市卫健委要拿出专项计划，每年至少开展两次基层卫生健康培训，提升基层医疗工作者素质。市医保局要在医疗保险方面，适当给予基层卫生机构支持和指导。
在财政支出方面，张政禹提出，可否改变目前基层卫生机构的财政支出模式，由市级财政、县级财政、镇级财政共同负担，减少基层的医疗财政负担。
费建国提议道：“建议按照4比4比2的比例，由三级财政共同分担。由县级政府上报各基层卫生机构财政预算，由市卫健局、财政局共同审批通过后，市级财政负担20%，县级财政负担40%，镇级财政负担40%。关于基层卫生工作者待遇问题，建议参照事业单位工资进行发放，与事业单位同步增资。”
张政禹同意了费建国的想法，要求下去以后再进行细化，拿一个可行的方案出来。
在不久后召开的市政府常务会上，张政禹也给各县市区吹了风：“过去有的同志总说，上级不支持基层医疗卫生，现在三级财政共同承担基层医疗财政支出，以后这样的话就不用提了。当然，财务市里支出了，市里就要加强监管，各县市医疗外包必须立刻停止，我们会适时开展回头看工作，落实不到位的，先追究主要领导责任，然后是分管副市长、副县长，一级追一级。”
在医疗改革实践之后，基层的风气确实有了显着的变化，至少基层的医疗卫生工作者觉得待遇好了，生活有奔头了，以前消极怠工的现象少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