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知县能在短短两年内做下这许多事，牵扯多少人事？多少钱粮？按着朝廷规矩县学生有百人者置县学，太丘县正户不足八百户，全县乡民丁口但听这地方县学谕、文学一路上介绍，而县学生达百五十以上，皆是知县拨付钱粮以为学生伙食；又募集本地乡绅钱资购置学田，以为教师薪资，所聘县学教师质量皆属上乘，故而不仅本县学子积极进学，甚至有邻县借籍在此上学。
至于为何元知县能在两年之内将太丘县人口从不足四百户能翻上一番，乃是将朝廷查抄丁口之事落到了实处，按着朝廷章程，无论主户、牛客、小客尽皆搜括，不许豪门乡绅隐瞒户口，并按丁产厘定五等正户，仅此就使得正户近八百户，至于役夫也较常例二丁、三丁出一夫更为宽松，平素五丁、六丁即可满足府路徭役，因而县内诸差各役皆有余力保障。
这本是元知县堪称一流的政绩，然而此人接下来的所作所为才是承守真高看他的地方。按道理，既然县内正户增长，相应税赋徭役皆应调整，但是元知县先在去岁以调籍核账短期无法完成，因此上缴钱粮仍循旧例；今年又以田税整理勘定资产为由，仍据理力争只按上调两成上缴；如今又走了提学司的空子，将县学一应支出皆从公账抵扣，并将千亩良田改为学田，从今以后仅县学开支就能抵扣不少税赋徭役。太丘县以八百正户的中县规模，让府路按例增加县内开支，但是县学上这一番操作，实际上太丘县上缴钱粮只按五百户来计算。一来一去，元知县一应官吏有了政绩，而县内支出并无增加，还得了一座教资丰富、规模宏大的县学，县内百姓无不称誉。唯一受损的就是那些靠着盘剥隐户生财的土豪劣绅，以及未能染指于内的府路官员。
因而这元知县官声不显也是必然，三年未能迁转对于地方亲民官就是苛责，只是此子依旧维持本份，未起波澜，这番定力也是颇为难得。而县丞及主簿至今尚空阙，也能看出府县之间如何不对付。
一行人先来到文昌阁旁，明伦堂前的碑亭，拜谒宣宗御制碑，环视县学内况，历历在目，恍惚间还是往日模样。
承守真看在眼里，也是感慨，不禁想起故人，也是脱口而出。
“元君有心了，君之弘厚颇有士学士风范！”
那县文学听着承公语气乃是赞赏之意，于是壮着胆子说道：
“敢叫承公得知，敝县县尊所作所为皆以士学士为楷模，乃至县学也以昔日天台书院为榜样，并常亲临讲学，尤以先天下为志激励后进。”
“哦？”
承公看向元况，元况只是双手做了一揖，所谓官风即民风，一县父母的气度修养往往能引领一方气象。承守真总觉此地有亲近之感，这才发觉乃是于这知县有亲近之意，不外乎其他，元况行动举止颇类士学士当年。
但愿此子是个表里如一的赤诚君子，若是如此，老夫与他一臂助又何妨！
那学谕也接过来话。
“确实如此，县学内堂还悬挂着县尊手书士学士文章，士学士、紫舒集校、阳制诰、簋先生与承公您传世文字皆有抄录摹本。”
承守真听了默不作声，由着众人引着向明伦堂走去。
这明伦堂乃是四阿殿顶的宽十丈，广十五丈的宏大规模，殿身外有副阶，正面九间，侧面六间，与左右厢房副阶环绕庭院连为廊庑，阶前左右皆有碑记，右侧鳌坐碑乃题记国朝以来当地进士名录，左侧笏头宝山座记事碑题记营建县学之事，皆通高一丈二寸五分，宽两尺四寸四分，厚七寸二分。明伦堂身广七间，深四间，拾阶而上，步入前堂，映入眼帘的正中题壁乃是《礼记》第四十二篇的《大学》，时下儒士以《诗》《书》《礼》《易》《春秋》为“大经”，而荷元皓所创元学以及其滥觞于应天府的丹学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称为小经，小经之学渐兴朝野，气学、新学、公学皆受其影响，因此于县学以小经为重，并非离经叛道，只是朝廷取士尤重五经，此地确是敢为人先了。
堂内整齐排列书几不下二百张，将这宽广的厅堂挤得满满当当，此乃县学生们日常学习所在，多余的课桌若是有旁听的学子可随便使用，只是这类学生是食宿自理的。而现下，听元知县介绍，时值夏税之际，学生们大半返乡襄助乡里计课，其余的也尽数为县衙调用充为书办吏目。这也是大肇不同他国的规矩，凡文武学生并非闭门造车，不理庶务，凡官学生两税之时征调以为常例，逢水旱灾害也可征调以为急务。贫家出身的学生们对此尤为积极，概因不仅征调期内能领钱粮，更是能触及实务，若是能有机缘入了地方父母官的法眼，对于进学考学大有裨益。
正堂之中便是讲学的书案，若是这里拾掇出来，正好用作承守真办案的正堂。
县学诸人引着，一群人绕行到了后堂，这后堂东西连着配殿。西配殿乃是书房，收纳五经经义，诸科时文，历代文章，东配殿则是讲书、教授等会议休憩地方，这后堂出去下了副阶便是射圃，射圃空旷一览无余，射圃三面围墙，西北侧有月门与文庙连合，北面则是教谕、文学们的居所，东面紧邻垂云观。其实这县学大半是占了道观的土地，除了明伦堂外，这文昌阁、左友斋原为道观殿宇，垂云观也是清虚门下，是清虚宫的产业之一，也是这元知县有手段，拿了地方捐助的钱粮以及几个官办的店铺才将这土地赎买了过来。清虚宫那边倒是得了实惠，只是恼了这垂云观的住持，索性一道高墙彻底隔绝两处，不相往来。因此仔细看来，这县学倒似与文庙合为一体，围墙成了东高西低的坡形。这元知县不说睚眦必报，也可说是揶揄人的好手，索性将容车马同行的便门开在县学与道观隔墙边上，一应车马节从此走偏廊便道穿位于明伦堂东配殿外的二门进入射圃东侧搭建的车场马棚。高墙隔得了其他，可隔不开驴马骡子的嘶鸣和马棚腥臊之气，那道人暴跳如雷也是无可奈何。
这些话都是安顿下来后，身边人听来当做玩笑话议论的，而此时承公正端坐在一把直搭脑靠背椅上，翻动着面前书案上几卷手书的文章。这后堂看来也是这元知县常来之所在，这些文章皆是此人手书，书案上摞着的手稿，承公是打开看过了的，大多为知县、县尉、县学中人及当地文士谈经论道的笔记，谈论的题目即有儒学经义，也有时政观点，更多的乃是与这些抄录的文章有关。
几篇文章分别是昔日庆康新政诸人文字，虽然子庚相公为执政，承守真业已还朝，并不意味着庆康年间被贬谪的诸公已经平了冤屈，松弛文禁。承守真心里明白，慈圣太后用他们乃是制衡党羽丰满，业已难治的旧党诸人，并非太后改弦更张致理革新，恰恰相反，乃是慈圣日渐衰老，有心无力的无可奈何，只能用异论相搅平衡朝纲，这不是治病救人之法，不过是苟延残喘的挣扎。
正因为子庚节、承守真等人的存在，旧党不能将他们逐出朝堂，更是在朝野中疯狂的阻碍任何革新的可能。若不是朝廷动荡，群獠嗷嗷，又怎会给了外邦蛮族借机挑事的机会？承守真翻动这些文章，越发觉得焦躁，但是看到了末尾的题款却又渐渐静下心来。
本以为这元知县抄录这些文章乃是投机之举，而承守真正烦恼于朝野党同伐异的乱局，但是看那题款皆是经年以上，有些题款直书自己的胸怀志向，时间上恰是此人初入官场时节。或许是自己想多了，可是转念又颇为嗔怒。
“元知县，某有一言常自勉，也冀望汝好自为之！”
众人听得承公语气不善，甚觉吃惊，几人皆是大约看到是何样文章，还觉得这知县倒是个知情达趣之人，承公或有欣欣然之感，谁料竟等来这么一句。
元知县波澜不惊，上前垂手听事。
“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可知其意？”
这后堂并不广大，只有芦颂、宗淑、风鸣、营丘栿、莱观以及公良吉符与县学教谕、文学几人，闻听此言，才知此乃承公对于元知县的回护之意。所谓‘君子无易由言，耳属于垣’之意乃是君子不要轻易说话，小人的耳朵紧贴着墙，叫他们听去，则会招来灾祸。这是告诫元知县如此张扬志气，乃是取祸之道。
“吾辈难抑千人指，无病而死可矣，然丈夫不能方圆自用，匹夫之勇也。”
承守真这几年常思索的便是庆康新政之败坏缘由。虽然世人皆叹服未雨绸缪之妙，但是更多时候人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三冗之患于宣宗时尚未是牵动国运的大患，因此虽有宣宗振奋，众人鼎力，但是朝野上下更多的是站在对立面上，认为所谓新政不过是帝王新贵的争权夺利手段，而新政的纲领又全部出自士学士之手，更是被贵戚元老重臣认为是冀望权柄的幸进，至于新政众人也是良莠不齐，即有似承守真这等沉稳持重的，但更有轻佻潇洒的、轻直莽撞的、轻率冒进的。
所谓三人成虎，先有知制诰阳攸阳从之所作《朋党论》以阴私结党遭贬，再有士门三子之一的国子监直讲岩介岩公操又作《庆康圣德颂》而肇始党争，最终以集贤殿校理监进奏院的紫舒軚为首的十余新政骨干冤作邸狱而遭斥逐这一事件，使一时蓬勃的新政中道而亡。这些人哪一个不是赤忱君子，卓然名士，皆因行事不敏、言语不谨牵连同侪，甚至宣宗抑郁而亡也是源于此。子庚相公、士学士与他后来谈及此处何尝不扼腕痛惜？哀其切切也怒其赫赫也。
芦颂闻承守真所言，颇以为然，家师宗先生也尝以此警诫弟子， 做人做事不可以率性而自得，不可以快意而自矜，为天下事当以天下人心为念，此人心不仅有君臣、亲朋、同志更应着意于异对、敌雠及广大黎庶，所谓好问而好查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可矣。
趁着承守真的意思，芦颂默吟出《朋党论》其中句子。
“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那元知县本来听了承公所言，还有心论明自己的心迹，当闻听了芦颂背诵的几句话，不仅面皮泛紫，乃是有些羞臊了，其余人闻此也是默然，昔日阳制诰便是因《朋党论》引发第一场朝野攻讦新政诸君，而这知县对于恩师所作所为如何不了解。虽然阳制诰本意乃是问心无愧的剖白之言，可惜其立义之根本就错了，君王哪里在意党人为何为党，只在意党人因党同而伐异，因党聚而凝集，若是小人为党，君王反而不以为意，而所谓君子之党才是君王大忌！
毕竟臣侍主以忠，君待臣以诚，若是臣子不依赖君主而以互助互利可下自成蹊，那岂不是视君子如无物？如此一来上下不以忠诚相对，尊卑不以公谨牵连，天子哪里还能够深居大内，垂拱而治？
这也是承公与阳攸分歧最大的地方，于承公看来，庆康新政中道而废，内因参差，外因肇始于此《朋党论》也。
公良吉符见气氛凝重只得出声，以作缓颊。
“承公所言，非长者不能如此推心置腹，我等皆应铭刻五内，阳从之《朋党论》也是当时雄文，可为何归隐山林中，又能作出《醉翁亭记》的锦绣文章？乃是阳公跳出桎梏回首再看方知其乐何所乐也。国朝与天下诸国不同，尤重士大夫，朝廷上下皆是一时才俊，岂可因政论主张强作君子小人之别？同道或同利孰能分辨清楚，若以此论真伪，徒增攻讦而已，我等为政一方何必拘泥于政见？但有所为有所不为可矣！”
公良参军只能来和稀泥，其实只要踏进官场岂能无派系政见的区别，只是你这一县父母岂能就这样大鸣大放的明确阵营，且还付诸文字？！这要是为人所趁，岂不是自断前程，甚至牵扯株连许多方面。
堂内的都是聪明人，即便那教谕、文学也想明白了其中利害，脸色都煞白了。
党禁尚未开放，你们这一县的官员文士及乡绅大张旗鼓的弘扬这些人的政见及学问，意欲何为？应天府就在京城侧近，若是有心人以此攀连子庚相公等人，这难道就不能定为新的邸狱大案吗？
承守真索性将这些笔记和抄录文章一并收拢起来，交给了芦颂手上。
“元知县，这些手稿，某先收拢起来，慢慢赏玩，可好？”
元知县自然知道承公对他的回护之意，岂有不愿意的意思。
“既然拿了汝手书的横幅，某也不可白白夺了邑庠之美，不过某不善挥翰，聊作致意尔。”
闻听此言，那文学急忙上前展宣濯笔伺候着，元知县亲来研墨，承公捡起笔来，略作思索，即下笔如飞。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谓光明正大，踈畅洞达，磊落而不可揜者，士公也。’
随即又继续写下。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这是承公在端睦城为官时，自勉之语。写在这里，元知县已经明白了承公的意思，为官清直乃是根本，心向君子者，无须行侥幸之举，否则一时侥幸得逞，则难免以此为念，若是心思邪动，则难免歧途！
元知县虽然少年得意为一方父母，但是逡巡三载其没有患得患失的意思，由此亲近承公的机遇，自然有些急功近利。只是自己以为做得巧妙，在承公面前只是如童子般幼稚可笑，而承公也是诚心实意的勉言于他，安心做事，莫要彷徨，静心明理，莫要自误。消去七分心火，材具才能彰显，灭去十分利欲，品行才可精纯！
也是人才难得，承公才手书如此，若是日后有人以元知县附朋党而乱政，以妄言而惑学，则承公一力为其庇护。
这是将元况视作了子侄学生般看待了，所谓交浅而言深莫过于此。
诸人本以为这元知县恶了承公观感，未想到其竟得承公青睐至此，皆不免钦羡。
而芦颂则将元况的文稿抄本皆收纳了起来，他那百宝箱看似不大，但是颇具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