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经历
1469年，达·伽马出生于葡萄牙一个名望显赫的贵族家庭，其父是一名出色的航海探险家，曾受命于国王若昂二世的派遣从事过开辟通往亚洲海路的探险活动，几经挫折，宏大的抱负竟未如愿所偿即去世了。为此，达·伽马青少年时代就受过航海训练。
二、首次航海
1492年，随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消息迅速传播，整个西欧都陷入了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潮中。西班牙的成就无疑对其他海洋国家构成了巨大挑战，尤其是葡萄牙。葡萄牙作为一个依赖海洋贸易的国家，自然不甘落后，尤其在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探索方面。然而，葡萄牙国内对于是否继续向东寻找印度存在分歧，贵族阶层普遍持保守态度，认为风险过高。面对这一局面，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决定采取行动，支持探险活动，试图开辟一条直接到达印度的新航线。
1497年7月8日，瓦斯科·达·伽马受命带领一支由四艘小型船只组成的船队从里斯本出发，目标直指印度。这四艘船分别是圣加布里埃尔号、圣拉斐尔号、贝里奥号以及一艘未命名的补给船。船队的成员约有140人，其中包括经验丰富的水手、士兵和其他工作人员。为了确保这次探险的成功，曼努埃尔一世还安排了巴尔托洛梅乌·缪·迪亚士为船队提供初期的护航，直到他们安全抵达葡萄牙在西非的殖民地。
达·伽马遵循着迪亚士十年前发现的好望角路线，勇敢地驶向未知的东方。途中，船队遭遇了恶劣的天气条件和水手们的恐惧与不安。尤其是在接近好望角时，船员们因担心即将到来的风暴而强烈要求返航。但达·伽马坚定地表达了他完成任务的决心，最终说服了船员们继续前进。圣诞节前夕，船队成功绕过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的非洲海岸线。
1497年12月16日，达·伽马的船队沿着非洲东海岸航行，到达了一个新的地区，鉴于当时正值圣诞节期间，他将其命名为“纳塔尔”，意为“新生”，这也成为了今日南非纳塔尔省的名称来源。
1498年1月，船队抵达了莫桑比克，这里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记录的大西洋到印度洋的直接航行。船队沿着非洲东海岸北上，途中遇到了强大的莫桑比克海流，这对航行构成了极大挑战。3月底，为了减轻负担并提高航行效率，达·伽马决定弃置补给船，仅保留三艘船只继续旅程。
4月1日，船队到达了东非的重要港口蒙巴萨，但由于宗教差异和文化隔阂，当地穆斯林居民对葡萄牙人的到来抱有敌意，导致双方关系紧张，甚至发生了武装冲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达·伽马决定避开蒙巴萨，转而前往其竞争对手马林迪。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当地统治者的欢迎，并获得了宝贵的帮助——一位名叫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的着名阿拉伯领航员。这位领航员不仅拥有丰富的航海知识，而且熟悉印度洋的航行路线，对达·伽马的后续航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498年4月24日，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的船队在资深领航员艾哈迈德·伊本·马吉德的引导下，从马林迪出发，利用了印度洋每年上半年特有的西南季风，直奔印度西南海岸。这次航行标志着西欧人首次直接航行至印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经过近一个月的海上航行，船队于5月20日抵达了印度最强大的港口城市之一——卡利卡特。卡利卡特的港口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当地居民以一种好奇而非敌意的态度迎接了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这与之前在蒙巴萨的经历形成了鲜明对比，那里的穆斯林居民对基督教徒的出现表现出了明显的排斥。
到达卡利卡特后，达·伽马和他的船队停留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主要目的是探索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并收集关于印度及其周边地区的宝贵情报。然而，尽管卡利卡特的统治者扎莫林及其人民对葡萄牙人的到来持开放态度，但当地的贸易格局却相当复杂。穆斯林商人已经牢牢掌控了与西方的贸易通道，对于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利益的新竞争者都非常警惕。因此，穆斯林商人阶层利用其影响力，成功地影响了扎莫林对葡萄牙人的态度，导致后者遭受了严格监控和限制，甚至有部分葡萄牙使团成员被扣留。
面对这样的困境，达·伽马展现了他的智慧和决断力。他巧妙地利用了一次机会，当几位印度教贵族登上船队进行贸易谈判时，达·伽马果断地将他们扣留作为人质，并做出准备起航离开的态势。这一举动迫使扎莫林迅速反应，用之前扣押的葡萄牙人交换了这些重要的人质，并同意葡萄牙船队可以自由离开。临别之际，扎莫林给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建立贸易往来的意愿，只要能够获得黄金、白银、珊瑚和红色布料等商品。
1498年8月29日，达·伽马在卡利卡特留下了几名联络人员，建立了葡萄牙在印度的第一个商站后，带领船队踏上归途。在返回的途中，船队访问了卡利卡特北部的坎纳诺尔，这里对葡萄牙人的态度更加友好，双方进行了成功的贸易，葡萄牙人获得了香料、肉桂等珍贵货物，以及几名印度奴隶。在马林迪停留期间，达·伽马还建立了一座纪念碑，纪念此次伟大航行，该纪念碑至今仍屹立不倒。
然而，返航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船队遭遇了严重的健康危机，许多水手因疾病而丧生，其中包括达·伽马的弟弟保罗。最终，只有两艘船成功回到了葡萄牙，其中“贝里奥”号于1499年7月10日率先抵达，而达·伽马乘坐的旗舰则在9月9日才回到里斯本。尽管如此，这次航行的成功为葡萄牙带来了巨大的荣耀和经济利益，达·伽马也因此受到了极高的赞誉，被授予“印度洋上的海军上将”的称号，并成为了富有的商人。
三、利益与瓦解
达·伽马在1498年成功航行至印度后，葡萄牙国内对于远航印度的兴趣和热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500年，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遣了规模更大的舰队前往印度，这次舰队由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指挥，共有13艘船只，比达·伽马之前的探索舰队强大得多。卡布拉尔的任务不仅是探索和建立贸易联系，更重要的是巩固葡萄牙在印度洋的地位，确保未来的贸易路线畅通无阻。
卡布拉尔的舰队抵达印度后，首先来到的是卡利卡特。与达·伽马不同，卡布拉尔拥有更强大的舰队支持，因此在与当地统治者和商人的交涉中显得更加自信和强硬。然而，卡利卡特的穆斯林商人并不打算轻易让葡萄牙人进入他们的贸易网络。他们联合抵制葡萄牙人，甚至收买了一些印度商贩，让他们谎称手中没有香料存货，以此来阻碍葡萄牙人的贸易活动。
面对这种敌意，卡布拉尔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命令舰队突袭了一艘停泊在港口的阿拉伯帆船，结果在船上发现了大量香料。这一行动激怒了当地的穆斯林和印度人，数千人对陆地上的葡萄牙人发起了攻击。卡布拉尔派出的70人商团在围攻中损失惨重，有50人丧生。面对这种局势，卡布拉尔不再忍耐，下令舰队炮轰卡利卡特城，以示警告和报复。
意识到在卡利卡特难以取得进展，卡布拉尔开始寻找其他盟友。他得知与卡利卡特有竞争关系的科钦是一个条件优良的港口，于是决定向南航行。在科钦，卡布拉尔找到了愿意与葡萄牙人合作的当地统治者。葡萄牙人在这里成功进行了贸易，并建立了第一个正式的商站。随后，更南边的奎隆也向葡萄牙人伸出了橄榄枝，表示愿意建立贸易关系。卡布拉尔趁机在科钦和奎隆两地各建立了一个商站，加上之前与葡萄牙关系密切的坎那诺尔，葡萄牙人在印度西南海岸拥有了三个重要的贸易据点。
这些城市之所以愿意与葡萄牙人合作，主要是因为它们长期以来受到卡利卡特商业霸权的压制。葡萄牙人的到来给了它们一个打破卡利卡特垄断的机会。正如东非的马林迪一样，葡萄牙人以旧格局破坏者的身份出现，迅速获得了这些城市的青睐和支持。
1501年，卡布拉尔的舰队终于返回了葡萄牙本土。随船一同抵达里斯本的还有科钦、奎隆和坎那诺尔三座城市的外交代表，他们各自携带了当地统治者写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信件。这三座城市都是印度洋西南海岸地区的重要贸易港口，长期受到卡利卡特的压制。葡萄牙人的到来为它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这些城市的统治者希望通过与葡萄牙的合作，增强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地位。
四、二次远航
1502年2月，瓦斯科·达·伽马再度率领一支庞大的舰队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印度探险。这一次，船队共有23艘战船，其目的不仅仅是建立贸易联系，更是要在印度洋上确立葡萄牙的海上霸权地位。达·伽马的这次远航充满了野心和决心，他不仅要巩固葡萄牙在印度的贸易地位，还要削弱和打击阿拉伯商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船队途经东非的基尔瓦时，达·伽马采取了强硬的手段。他背信弃义地将基尔瓦的埃米尔扣押到自己的船上，威胁对方必须臣服于葡萄牙并向葡萄牙国王进贡。这一举动显示了达·伽马在实现目标时的无情和果断。
抵达卡利卡特后，达·伽马发现当地的萨摩林仍然持不合作态度。他要求萨摩林赔偿上次远航中葡萄牙商站和人员的损失，但未能如愿。与第一次登陆时的克制不同，达·伽马这次下令舰队炮轰卡利卡特城，以示惩戒。这次炮击不仅展示了葡萄牙的实力，也进一步加剧了与当地穆斯林商人的矛盾。
在坎纳诺尔附近的海域，达·伽马捕获了一艘从麦加驶来的埃及商船“梅丽号”。这艘船上载有300名乘客，包括妇女和儿童。达·伽马下令将船上所有乘客烧死，这一事件被称为“梅丽号事件”，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其残忍的一页。这一行为不仅是为了报复穆斯林商人的敌对态度，也是为了展示葡萄牙的武力和威慑力。
为了进一步削弱阿拉伯商人在印度半岛的利益，达·伽马命令卡利卡特的统治者驱逐当地的阿拉伯人。随后，他在附近海域的一次战斗中击溃了一支阿拉伯船队，进一步巩固了葡萄牙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
对于萨摩林来说，葡萄牙人的这次远征不仅仅是贸易和勒索，而是对当地权力结构的直接挑战。达·伽马在返回葡萄牙之前，留下了5艘战船在科钦和奎隆，这是近代欧洲人在亚洲地区建立的第一支常驻舰队。这些战船不仅保护了葡萄牙在科钦和奎隆的商站，还在贸易季节封锁红海，阻止穆斯林商船进入印度洋，从而独占香料贸易。
在整个过程中，军事行动虽然占据了重要位置，但外交和利益的考量才是达·伽马制胜的关键。他通过与当地盟友的合作，成功地打破了卡利卡特的垄断，为葡萄牙在印度洋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503年2月，达·伽马满载着从印度西南海岸掠夺来的大量价值昂贵的香料，率领13艘船只返回葡萄牙。同年10月，他顺利抵达里斯本。据说，这次航行带来的香料、丝绸、宝石等财富，其纯利润竟然超过了第二次航行总费用的60倍以上。达·伽马的这次远航不仅为葡萄牙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巩固了他在葡萄牙历史上的地位。
返回葡萄牙后，达·伽马买下了许多原本属于布拉干萨皇室的土地，成为了一位富有的贵族。然而，他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没有积极参与印度事务。这段时间内，葡萄牙皇室更倾向于支持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等人参与印度事务，达·伽马并未受到宫廷的特别欢迎。
直到斐迪南·麦哲伦投靠西班牙后，达·伽马才重新引起了国王的注意。他向国王威胁说，如果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他也会效仿麦哲伦投靠西班牙。这一威胁最终促使国王重新考虑达·伽马的价值，避免将印度总督的职位落入西班牙手中。
五、因病去世
瓦斯科·达·伽马在完成第二次远航印度的使命后，不仅为葡萄牙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巩固了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1519年12月29日，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签署了一项皇家法令，封达·伽马为维迪格拉伯爵一世。这项法令不仅授予达·伽马及其子孙众多特权，还使他成为葡萄牙历史上第一个没有王室血统的贵族。这一荣誉不仅是对他个人成就的认可，也是对他在印度洋贸易和海上霸权建立中所作贡献的高度肯定。
然而，曼努埃尔一世在1521年去世后，他的儿子若昂三世继承了王位。若昂三世上任后，开始重整葡萄牙的海上霸权，达·伽马成为新国王的重要顾问，为新国王提供意见和策略。面对西班牙对摩鹿加群岛的威胁，达·伽马主张将重心放在印度，而不是像曼努埃尔一世那样专注于阿拉伯。他认为，印度的潜力更大，战略意义更为重要。
当时的印度总督杜阿尔特·德·梅内塞斯（duarte de menezes）因无能和腐败引发了多方不满。若昂三世决定用达·伽马替代梅内塞斯，希望凭借达·伽马的名声和过往成就，能够在葡属印度建立权威，改革当地政府，并制定新的策略。1524年，若昂三世正式任命达·伽马为印度总督，这是继1505年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之后，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人。此外，达·伽马的第二个儿子埃斯特万（Estêv?o）被任命为印度海军指挥官，取代梅内塞斯的兄弟。若昂三世还承诺，达·伽马的几个儿子可以先后担任葡萄牙麻六甲舰队的队长。
1524年，达·伽马以“武力至上的问题调停者”的身份前往印度，意图替换无能的梅内塞斯并巩固葡萄牙在印度的统治。他派遣了更多的军舰到东非和西印度，以加强葡萄牙在这些地区的控制。然而，命运弄人，达·伽马在抵达印度果阿不久后，不幸感染了疟疾。12月，他在卡利卡特病逝。达·伽马的遗体被火化后，安葬在印度柯钦的圣法兰西斯教堂。
达·伽马的去世对葡萄牙在印度的事务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去世不仅意味着失去了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人，也使得葡萄牙在印度的改革计划暂时停滞。尽管如此，达·伽马的遗产仍然影响深远。1539年，他的遗体被运回葡萄牙，重新安葬在维迪格拉（Vidigueira），以表彰他对葡萄牙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