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百姓缺乏法律意识，因为在他们眼中，‘法律维权’往往是空谈。由于百姓对法律的信任缺失，遇到问题时只能想尽办法走关系、找后门，用金钱解决问题，甚至不惜牺牲自己来逃避法律制裁。这是无奈之举，也是一个国家走向悲哀的起点。
历来都说法律不完善，却从未听说哪个国家抱怨法律条款过多！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正是因为法律越详细，就越能保护每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记得有一个关于粮仓小吏的故事。
因一夜暴雨侵袭，第二天发现粮食全部霉烂。
依照秦法详尽的处罚规定，按照相关条例予以处罚，最多只是罚款而已。
若是没有这条法律规定呢？
那就要看上级官员的脸色行事了，万一上级官员心情不佳，很可能将小吏处以极刑。这样一来，小吏恐怕要赶紧疏通关系、送礼求情，以期减轻责罚。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法律不够细致就会增加‘人治’成分，因为缺乏明确规定，执法人员只能依据个人理解去执行，对违法者而言，可能面临远超出实际罪责的风险。
本应接受罚款处罚的案件，却有可能遭受死刑的危险。假如上级官员正好与其有仇怨，是否会利用职权公报私仇将其杀害呢？
如果有明确的法律条文约束，上级官员岂敢随意枉法施刑？显然，他是不敢的。
这就是法律细化能够更有效地保障平民百姓安全的原因所在。”
“确实如此，大秦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正是因为我们在法治上的成熟与独到。不仅有严谨的法律体系，更有依据法治设立的司法机构，在案件审理中对证据的重视尤为突出。这样的制度对于公正裁决案件意义重大。”
“这观点的确站得住脚，我之前特意对比研究过六国的司法程序，相比之下，我大秦无疑是最为完备且卓有成效的。在大秦的司法体系里，鼓励通过正当程序揭示案情真相，刑讯逼供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
大秦将审讯结果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级为‘上’，即在不采用刑讯的情况下，仅凭口供和证据就能掌握实情；第二级为‘下’，是指必须借助刑讯才能查明案情的情况；第三级为‘败’，指通过恐吓手段获取信息的案件。
整个审判过程被划分为三个步骤：首先，全面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即使明知其中有虚假成分也不打断其讲述；其次，针对记录中的矛盾点进行追问，并进一步完善记录；最后，对于多次更改口供或拒不交代事实者，经司法官员批准后才可采取刑讯。
判决之后，会有一个宣读判决的过程，称为‘读鞫’。若当事人接受判决，则开始执行；若不服判决，可申请复审，这被称为‘乞鞫’，既可以由当事人亲自提出，也可由其亲属代为申请，但必须在判决宣告后立即提出。
这套审判程序之严密，即便在我前世所处的时代也可见类似之处，西方文明更是要等到一千多年后才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制流程。可以说，大秦在这一方面超越了他们整整一千年，正是这种高度成熟的法制保障了国家秩序井然，使大秦相较于六国更显清明。
“没想到啊，辰儿，以前你三年间的顽劣不堪、上课打盹、气走先生，寡人都以为你难当重任，原来你是在隐藏实力，故意示弱！看样子你在私下没少用功，尤其是对大秦及六国治国理念的研究，你已经深入骨髓了。
看来你对法家思想颇为推崇啊！
“倒也不是推崇，只是我比较赞同法家很多理念。儒家曾诋毁法家主张耕战、禁诗书、抑商贾，认为这些导致战争不断，愚弄民众。对此我不禁失笑。要知道，若要世界无战争，唯有天下一统！做不到的话，战争永无止息。而所谓的和平与统一，依靠的绝非儒家所说的仁爱与良心，而是实实在在的国家实力，只有自身强大，他国才不敢侵犯。儒家那套说辞，不过是弱者的自我慰藉罢了。”
“说得精彩，赵高，都记下来，待会让扶苏好好看看！”
“奴婢遵命！”自赵辰发言伊始，赵高便已在心中默默记录，他认为这是自己亲近公子的大好机会。果不其然，瞧见大王连连点头赞许，赵高心中窃喜不已。
然而赵辰面对眼前这一幕却哭笑不得，老爹这般表现实在有些出乎意料，这可不是那位霸道冷峻的秦皇应有的风范嘛！不过赵辰心底还是暗爽的，能让千古一帝如此折服，他也算是史无前例的第一人了。
回归正题，
“儒家的事暂且放下，再来说说法家的核心宗旨——以战止战！唯有扫平所有割据势力，才有希望构建一个真正和平的国家，否则和平只是空谈而已。墨家虽主张非攻，但也提出了‘断指求全身’、‘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观点。墨家眼中的天下涵盖所有列国，欲兴天下就必须清除阻碍天下兴旺的绊脚石。这也正是秦墨支持并协助大秦研发高科技武器的原因，也是我要公输家和墨家臣服的根本原因。想来父皇也已体验到了公输家制造武器带给我国军队实力的飞跃吧！”
那时的大秦，在战国七雄中实力最为薄弱，且四周强敌环伺，急需快速集聚国力，因此需要高度的执行力和上令下达的制度。然而，儒家理念与法家思想在这一关键时刻存在冲突，为了扫清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商鞅果断下令，严禁民众研读《诗》《书》。
这两部典籍实际上是周朝遗留下来的行政规则与礼乐规范集合，换言之，它们记录的是古老而不再适用战国时期的治国之道，对于当时秦国而言，这类书籍确实弊大于利。
再者就是“重农抑商”，父亲，你认为商人的本质是什么？”
“商人追求利益，唯利是图，他们可以为了物质利益而忽视道德和法律。”
“完全正确。”赵辰赞同地点点头，心中对这位千古一帝的眼光钦佩不已。
“我大秦之所以能成功变法，关键在于保密。我们切断了对外界的一切消息，将自己从六国的纷争中抽离出来，秘密进行变法。否则，他国会坐视你们变法成功吗？恐怕他们会不择手段地阻挠变法进程。譬如韩国因攻打齐国之举引起魏国警觉，导致其变法未能彻底完成。
所以，商鞅为防止信息泄露，禁止秦人从事商业活动，并严格限制外国商人在秦国境内的经营区域，只允许他们在限定区域内与秦国官员交易。也就是由国家作为中介，与六国商人进行官方贸易，然后再通过官方渠道销售给国内百姓，以此隔绝商人之间的交流，确保变法机密不被外泄。
变法成功的秦国定都咸阳后，吸引了大量六国商人前来投资，使咸阳迅速崛起成为可与齐国临淄、魏国安邑相媲美的商业重镇。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选择秦国，恰恰说明秦国并非排斥商人，而是对其进行有效管控，以防国家机密泄露。
儒家学派往往无法洞察其中玄妙，仅看到表面现象。实际上，商鞅的变法如同兵家谋略一般，每一步棋都经过深思熟虑，一旦行差踏错，变法便会功亏一篑。”
“说得没错，商君确是一代奇才。”
“法家与儒墨道三家还有一个显着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寻求共赢。儒家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认为只要君王施政得当，人民自然会受益。这种思维并未站在人民的利益角度看问题，故缺乏实际操作性。
墨家则立足于底层平民的角度，整套理论体系致力于保障百姓获取人权与利益。但这样一来，极大地压缩了贵族和君王的利益空间，要知道，在当时社会，他们是权力的核心，若不顾及他们的利益，他们怎会支持变法？
道家主张小国寡民，提倡人们减少欲望以求社会安定和谐，各安其分，互不侵犯。但在现实世界中，强者必然会影响弱者，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单纯强调减少欲望并无实际意义。
法家所提倡的正是‘双赢’！一个社会稳定进步的基础，绝对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比如，如果一部法律过度偏袒底层民众，却忽视了权贵阶层的利益，那么这些权贵凭什么还要花力气去管理国家？不如自己做点小生意算了。如此一来，商业停滞，商品流通受阻，甚至商人不再雇佣工人，许多人失去生活保障，国家也将丧失活力，距离衰败不远矣。
因此，一个有效的制度必须兼顾各方利益，实现共赢。君主渴望建立强大的国家，不受外来侵犯，内部臣民不生叛乱；贵族希望君王公正对待，从民众那里获得应有的回报；民众则期望温饱无忧，免于战乱流离，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如何让君主、贵族和民众达成共识？答案便是制定出符合多方利益的‘制度’。这便是法家治国原则：应时而变，治国无定式，便国不循古！”
“应时而变，治国无定式，便国不循古！”嬴政再次沉吟。
“辰儿，这句话孤怎么没听说过？法家有这样的原则吗？莫非你是编造的？”
“额………”
真的没有吗？
应该有的吧！
管它呢，就算没有，今天之后就有了。
“父皇，这些细枝末节不必过于纠结。法家当然有这个原则，可能您未曾留意罢了。”
嬴政瞪了赵辰一眼，心中暗自疑惑：你该不会是在糊弄朕吧！
“那你说说，这话究竟是何意？”
“这有何难理解？其含义就是法律不能僵化不变。每个时期，都要针对当时的社会矛盾，寻找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治理国家要采用适合自己国情的方式，而不是盲目照搬别国模式。在法制建设上，应当废除过时无效的旧律，对当下社会有害无益的法律均需废弃，不能一味沿用先人的治国方法。”
就是这个观点，也被一些曲解的儒者论调为，法律日日都在变卦，只要不合权贵之意，便可随意更迭。
其实这是彻头彻尾的歪理邪说，法家的核心理念是，只有当旧法引发了民愤和不满时，才应当迅速寻求变革，而非依据权贵们的私利来改动。相反，法律的存在恰恰是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而进行变革。
然而权贵阶层并不愿意看到变化，因为每变动一次，他们的既得利益就会受损一分。
以当前的大秦为例，法律确实应当持续革新，因为大秦每日都在强盛，每日都在进步，许多原有的律法已经无法适应今日的大秦，甚至已落后于大秦的发展步伐。”
“嗯，原来如此！”
嬴政突然有所领悟。
“父皇，何出此言？”
“经你这么一解析，朕豁然开朗，这几个月以来大秦的变革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状，朕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却又难以捉摸。
如今你这一提点，朕明白了，是法律层面出现了滞后，或者说，很多律法跟不上如今大秦的发展速度了。
比如商税问题，商人按照现行商税得以改变地位，但若他们偷逃税款，再依照过去的处罚标准显然过轻，毕竟现在商人的地位已有提升，对应的法律也应随之调整。
再如农业方面，田地实行摊丁入亩，农具改革促使百姓开垦荒地的热情高涨，但却缺乏相应的法律来保障他们的土地权益，这也是不妥之处。
之前朕未能意识到这一点，现在辰儿你一语点醒梦中人，原来是法律体系出现了缺失，必须要修订完善了。”
“父皇能理解就好！
这就是法家精神，说实话，我很敬佩法家先贤们的战略眼光：法家的一切作为，都指向一个目标——大局为重！
古人云：“大仁不拘小节”、“因小失大”、“贪小便宜吃大亏”，而儒家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关注局部、片面的问题，忽视整体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