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尔曼大使在听完李斯年的陈述后，面带愠怒地说道：“这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强盗行为，李，你们国家的军队作风实在令人失望。我现在就给国务总理王宠惠先生致电，请他立即介入，确保人质得到释放。”
在北洋政府时期，内阁总理的职位更迭异常频繁。在短短的16年里，竟然历经了多达46届内阁的更替，平均每届内阁的任期不足5个月。而且，这期间共有29人担任过内阁总理的职务。
此时的内阁总理由教育总长王宠惠兼任。王宠惠在今年五月联合一批具有英美留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共同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他们热情呼吁有德行的“好人”积极参与政治，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改革措施。
这篇文章在近代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他们的第一篇参政宣言。它不仅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廉洁高效政府的殷切期望，更彰显了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无限热情。
终于，在九月底的一次直系权力争斗中，王宠惠作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好人”，受命组阁。这届内阁也被人们寄予厚望，称为“好人政府”。
然而，理想总是美好的，实际操作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其中巨大的落差不足为外人道。
王宠惠上任后，很快便面临了施政上的重重困难。政府财政状况糟糕到几乎崩溃的边缘，国家军阀割据的局面导致税收无法得到保障，政府的正常运转甚至需要依赖外国的借款来维持。
更让王宠惠难以释怀的是，由于军阀派系之间的争斗不休，他作为内阁总理也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地位。
历史上，王宠惠将会在本月底请辞，“好人政府”仅仅存在了两个月零六天，便如昙花一现般结束。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好人政府”未能实现其之前的政治主张和理想。
李斯年站在一旁，听着舒尔曼大使对于自己国家军队作风的抱怨，心中感到无比羞愧和尴尬。
舒尔曼毫不犹豫地拨通了总理府的电话，在接通王宠惠后，他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关切。
他质问道：“您好，总理先生。我是米国驻华大使舒尔曼。我今天打电话给您，是对贵国政府军队对于合法商人进行无理敲诈、勒索和随意抓捕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据我们了解，有与米国政府有商业往来的合法商人被贵国政府的军队非法扣留，并被索取巨额钱财。我请您能高度重视此事，以免影响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
王宠惠被这突如其来的电话弄得有些手足无措。从对方的语气中，他察觉出似乎有军队擅自抓捕了人质并试图勒索钱财。
在北洋军队中，这样的行为屡见不鲜，但王宠惠仍感到难以置信，究竟是谁如此胆大包天，居然把敲诈的主意打到了外国人的头上。
但他同时也感觉到十分的难做，他虽然身居政府总理的高位，但并不隶属于北洋的任何派系，而是一位秉持独立立场的政治家。他的上任，更多是各方势力妥协与平衡的结果。因此，他对于军队的实际控制权几乎为零。
他在电话的另一端沉稳地回应道：“非常感谢您及时告知此事，大使先生。关于您所述的事件，我事先并不知情。请您给予我一些时间，让我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我国政府对于此类行为表示坚决反对，一经查实，必将严惩不贷，并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舒尔曼紧追不舍地说道：“我们希望贵方能迅速查明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妥善解决。”
王宠惠进一步询问详情：“请问被抓捕的商人是谁？您是否了解具体是哪支部队所为？”
舒尔曼回答道：“被抓的是百草厅的掌柜白景琦先生，他被你们二十一旅的关旅长带人抓走，并要求勒索五十万银元。”
听到被抓的并非米国公民，王宠惠稍微松了口气，但言辞中仍不敢有丝毫懈怠：“好的，我会立即派人调查此事。我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与米国的关系，对于所有外国公民在华的合法权益，我们都会给予充分尊重和保护。如若发现任何不当行为，我们将依法严惩，并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然而，舒尔曼对于王宠惠的保证并不完全放心。如果是刚到华国任职的时候，他可能会被这话搪塞过去，但是经过大半年时间与华国政府官员的打交道，他也学精明了。
他强调道：“总理先生，请您务必重视此事。白先生是我们米国政府的好朋友，我给您一个小时的时间，希望您能采取有效措施解决此事。否则，这将对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王宠惠没想到对方会对一个华国人这么重视，面对舒尔曼的严正警告，他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不得不郑重承诺尽快处理此事。
舒尔曼继续施加压力：“我会在电话旁等待您的消息。如果一个小时内没有收到您的回电，我将向贵国政府提出严正抗议。”
旁边的李斯年，听着这段对话，心中五味杂陈。他为自己的国家政府感到羞愧和悲哀，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竟然被外国驻华大使如此威胁，虽然这位大使是自己请的援军。
王宠惠放下电话后，对于舒尔曼的最后通牒，他深知不能等闲视之。他立刻拨通了曹锟的电话，准备就此事进行紧急磋商。
目前，直系军阀的军队实质上被吴佩孚和曹锟这两位将领所掌控。
吴佩孚，现任两湖巡阅使，手握重兵十余万，稳坐南方军阀的头把交椅。
而曹锟，则是实际上的直系军阀首领，身兼直鲁豫巡阅使之职。由于他长期统领军队驻扎在保定，人们称他为“保定王”。曹锟的军力遍布北方大片领土，除了关外地区，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
曹吴二人携手，几乎占据了华国最为富庶的半壁江山。
而驻扎在宛平城的二十一旅，正是曹锟麾下的一支精锐部队。
曹锟年少时曾以贩布为生，后来投身李鸿章的淮军，从军队的最底层一步步打拼上来。尽管他学识不高，甚至被人认为是愚昧和凶残的军阀首领，但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力却在军队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相比之下，王宠惠则是一位典型的文化精英。他是近代华国第一张新式大学文凭的获得者，更是首位在海牙国际法庭任职的华人。他后来甚至还参与了《联合国宪章》中文版的起草工作。
王宠惠与曹锟，两人的出身和经历截然不同，可以说是格格不入。
自从王宠惠就任总理以来，他一直专注于推动废捐裁员、改善财政状况以及发展教育事业，很少涉足军事领域。
因此，他与曹锟的交往并不多。然而，今天遇到的这个问题，却迫使他不得不寻求曹锟的帮助。
在王宠惠与曹锟就所发生的事件进行紧急电话磋商的同时，李斯年还在舒尔曼的办公室内等待着事情的结果。
舒尔曼看着李斯年，语气中透露出赞赏的说道：“李，自从上次在沪上与你碰面，我就察觉到你身上的非凡气质和巨大潜力，我认为你有望成为像你的导师杜威先生那样令人尊重的杰出学者。然而，令我惊讶的是，你的才华竟然如此迅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你知道吗，近两个月来，你在我们米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急剧上升。你的文学作品、哲学论文以及经济学论文都深受我国读者的追捧。”
李斯年对于这样的赞扬显得有些谦虚：“非常感谢您的夸奖，大使先生。我很高兴我的作品能够得到米国读者的青睐。记得上次分别时，您鼓励我继续走学术研究之路，我后来选择到北大任职，也是受到了您的启发。”
听到这样的回应，舒尔曼显得十分高兴，他进一步说道：“你在米国的才华和成就已经赢得了广泛的尊敬。因此，我想问你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有没有考虑过加入米国国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