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在登州推行的诸多改革，也让他愈发深刻地明白了一句话：政治即妥协。
这里的“妥协”，不是绥靖，不是说做事毫无底线，而是说任何施政，都要尽可能地满足各个阶层的诉求、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公约数。
王伦本人的江湖匪号，是“白衣秀士”，但是在大宋朝的科举制度下，并没有童生、秀才这一特权阶层。
当然并不是说宋朝就没有“秀才”这一称呼，汉武帝时“秀才”就已经出现了，本意就是“优秀的人才”，属于察举制度下，对选拔人才的称呼。
但因为犯了光武帝刘秀的名讳，所以就改为“茂才”，到了大宋朝，因为科举分三场，即州府一级组织的解试，考中之后就可以称为举人；在东京城组织的全国范围的省试，是由中书省或者礼部主持的，考中之后就属于准进士。
第三场则是皇帝主持，考中后就录取为进士。
大宋朝的制度，考中举人后，若第二场考试未通过，那么就要从头再考，即举人也算不得特权阶层。
但是宋仁宗时，永兴军路华州华阴县有位姓张的举人，累试不第，干脆与一位胡姓好友投奔彼时正在闹独立的西夏，改名为张元、吴昊，并协助李元昊建国称帝，西夏至此独立为一国。
宋仁宗康定二年，张元辅佐李元昊，在好水川之战，大败了宋军，击败了大宋朝领兵的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副使韩琦。
张元就在一处寺庙墙壁上题诗曰：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并署名“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可谓是极尽嘲讽之能。
于是宋仁宗嘉佑二年，也就是被吹捧为“科举千年龙虎榜”的那一届，皇帝不得不改革科举制度，连续五次中举人而不入进士者，自动升级为进士；若殿试未通过，不再实行末位淘汰，而是仍旧授予进士出身。
故而大宋朝开国以来，举办了一百一十八次科举考试，共录取了进士六万一千人。
而当今赵官家上台后，改革科举，考生需要先通过县试，再通过州一级别的府试，然后是省试、殿试，即多了一级县试，而对于通过县试的学子，民间就开始俗称为秀才。
所以王伦得绰号“白衣秀士”，就是指他通过了县试，但仍旧还是白身，不曾做官。只是江湖好汉们多不理解，只以为王伦喜穿白衣，实际上王伦穿灰色衣服反而更多。
至于蒋敬，若他有心科举，能够连续五次都能考中举人，按照大宋朝的制度，那也是可以成为进士，从而做官的。只是蒋敬对科举也没了信心，就此流落江湖。
因为录取的进士太多，所以大宋朝的“冗官”问题就出现了，但不管是寄禄官还是职事官，大宋朝都奉行“高薪养廉”制度，比如当今赵官家政和年间，就下诏，以九品官阶为定，一品官有百顷土地可以免税，九品官则有十顷。
因此在大宋朝，国家朝廷财政收入，主要就面向着占据不到一半土地的自耕农，占据一半以上土地的官员、大地主阶层，也只需要缴少量的税务。
王伦在登州推行土地改革，就是对大地主阶层动刀，这一刀砍得有点儿狠，为了尽可能平息这一阶层的怨气，王伦除了靠杀人立威之外，还得寻求其他办法。
他的办法就是大量减免附加在土地和商业行为上的杂税，将多种杂税合并，前后减免了四十多种杂税。
由于登州已经不存在冗官、冗兵问题，王伦这么一计算，发现他改革后，登州的岁入，理论上竟然与改革前大致等同，这就意味着贪污、三冗问题，消耗了本该属于朝廷收入的三分之一还要多！
这尼玛难怪北宋要崩盘啊，难怪范仲淹、王安石先后推行新政和变法，王伦当真是对大宋朝的观感，随着他了解的越多，就刷新的越快。
大宋朝的文人，往往爱以“耕读传家”而标榜，王伦对此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所谓“耕”，就是大地主；所谓“读”，就是掌握了读书权，也就掌握了做官权。
从东汉时期，华夏就已经发展到了庄园经济，大宋朝也同样如此。就以被梁山打破的祝家庄为例，独龙冈上三庄联在一处，有自己的铁匠铺、酿酒坊、粮仓、庄内开设商铺，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城寨，内部生产和贸易，几乎可以满足百姓大部分生活需要。
而大宋朝的文人官员大地主们，实际上就掌握了一个又一个祝家庄这样的庄园，通过佃租的雇佣关系，在占据的大量土地上，获得了大量的产出，又通过庄园内部的农业初级加工业、手工业，开始涉足商业贸易。
所以官员、大地主、大商人，就成了三位一体，也是每一个有实力的家族必然发展的方向，假设祝家庄、曾头市不曾得罪梁山，或许两三代人之后，他们也能发展到家族出了官员，摇身一变成为特权阶层。
所以王伦从大地主们身上割肉，再给他们减税，最大的受害者、受益者，都是一批人，而王伦通过市舶司，实际上也是吸引了更多的人参与到海贸当中去。
如果这些措施仍旧不能满足这一批人，那么王伦还有最多一个办法：提起刀子。
就在登州的诸多改革如火如荼进行中时，两浙路传来了一个坏消息：方腊丢弃了杭州城，向睦州逃去。
这个消息大大激励了被梁山占据州县的官员大地主阶层们，他们纷纷觉得，方腊很快就会被朝廷大军平定，朝廷下一步必然派大军前来平定梁山，那么他们的机会就来了！
于是按耐不住的齐州士绅首先发难，仓促间聚了千余人，就要攻打历城县。驻守齐州的，是调回去的林冲，他一面领军镇压，一面向萧嘉穗和王伦分别送紧急书信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