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军余部与永历小朝廷实现联合立刻就取得了非凡的战绩，本来面对左良玉这样的明军将领屡战屡有败的张献忠一死，他的四个干儿子反而发挥出了惊天的能力，恐怕如果张献忠还活着，大西军绝对没有如此的表现吧。
在张献忠生前，大西军一直处于逃亡状态，足迹遍布各地。他们曾向东抵达凤阳，向西到达成都等地。这些地方都是人口密集、经济繁荣的地区，然而，大西军却没有选择建立稳固的根据地。相反，他们奉行着灵活的战略：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这种策略让大西军在动荡的局势中生存了下来。
但张献忠死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大西军的风格焕然一新，不再逃避敌人，而是主动迎难而上。尽管避开了最为强大的清军豪格和关宁军吴三桂，但他们却勇敢地渡过长江，攻打重庆。接下来，大西军更是挑战重重困难，爬上雪山，穿越金沙江和大渡河，最终抵达贵州。在贵州，大西军召开了遵义会议，并在那里找到了相对稳定的落脚点。
这一系列的行动让人不禁联想到某支伟大的军队，只是方向不同，一支由南向北，另一支则由北向南。不过，大西军从北向南似乎更为容易些。
这一路下来，无论最终有多少人抵达了云贵地区，那些幸存下来的无疑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再加上随后两年的征战，数十万大军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公元 1647 年）的八月，在昆明城中，四将军在此设下庄严的坛场，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盟誓仪式。
四将军恢复了他们各自原本的姓氏，从此刻起，孙可望成为平东王，李定国则被尊称为安西王，刘文秀为抚南王，而艾能奇为定北王。
尽管如今已贵为王侯，但他们始终坚守着农民军的优良传统，不曾忘却自己的出身和初心。每逢遭遇重大事务需要商议决策之时，四人便会并肩坐在一处，平等相待，共商大计。
而由于孙可望在军中威望颇高，且具备卓越的领导才能，所以对于各营将士的赏罚事宜，最终还是由他一锤定音。如此一来，既保证了军令如山倒的威严，又兼顾了公平公正的原则，使得这支军队愈发团结一心，士气高昂，成为当时一支令人闻风丧胆的劲旅。
当然，李定国在湖南的大胜，其实也是大西军所拥有的强大物质基础（包括军力和经济实力）与永历小朝廷所具备的精神号召力的完美结合。这样的结合，不仅弥补了双方各自的不足，更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实现自身的政治目标。
永历小朝廷所展现出的精神号召力，源自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淀而成的“华夷之防”的民族情感的激发与释放，无需刻意营造。然而，大西军则不同，他们在创造和积累抗清物质基础的过程中，在贵州和云南两个省份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大事：
首先，大西军严惩了一群贪污腐败的官员，有力地打击了云、贵地区的土司势力。他们一路过关斩将，攻克了重庆、綦江、遵义等地，并成功直捣贵阳。
在这个过程中，大西军不仅冲破了明官军和土司武装的重重包围与拦截，还处决了大量的贪官污吏和土官。随后，大西军继续向东挺进，席卷了安顺、安南、普安等地，最终深入云南境内。
对于那些胆敢顽强抵抗的明官军和土司武装，大西军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镇压。到达云南后，大西军以强大的武力击败了阿迷州土司沙定洲，收编了掌控着云南全省一半以上土地的明黔国公沐天波。接着，大西军分兵四路，分别向东部、西部、南部和中部进军，实现了对整个云南的军事控制。
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当地土司、头人等势力与各族人民之间的联合专政局面被彻底打破。此后，大西军又挥师贵州，对永历小朝廷为对抗大西军而册封的忠国公王祥、宣平侯杨展等南明武装进行了清剿。大西军的这些军事行动，让云、贵地区的南明势力与土司阶级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这一点对于后来的搞清大业至关重要，因为明朝和南明灭亡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地方藩王、权贵、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需要出征作战的官军甚至连军饷都无法发放。
其次，大西军的军纪也有了极大的改善。在张献忠统治的时期，大西军的军纪简直令人发指。他们的行为比那些恶贯满盈的土匪还要恶劣。然而，自从孙可望等四位将领开始领导大西军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大西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军民相安无事。这种严明的纪律使得大西军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仅仅在顺治七年（公元 1650 年），大西军就已经迅速壮大到拥有数十万名士兵的规模。这不仅证明了孙可望等人的卓越领导才能，更展示了他们对军纪的严格要求和对民众的关爱。这样的军队无疑成为了人民心中的希望之光，也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与拥护。
第三点，大西军坚持了独立自主的造反精神，并重建了地方政权。
他们在云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首先，大西军成功地招降并联合了一批明朝官吏，这显示出他们善于利用当地资源和人才的智慧。其次，大西军实行了\"观政选官\"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全省生员中的佼佼者，录用了32名成绩优异者。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体现了他们对知识和能力的重视。
此外，孙可望自称为\"国主\"，建立了一个新的年号\"兴朝\"，并设置了六卿等官职。他还将张献忠尊称为\"老万岁\"，建造太庙进行祭祀，表明大西军对张献忠的敬重和纪念。这些举措有助于稳定大西军内部的秩序和团结。同时，大西军也在贵州等地重建了一些地方行政机构，派遣官员管理各级政府和军事单位。
这样一来，大西军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统治体系，与永历小朝廷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在治理方面，大西军注重整顿吏治，设立了\"登闻鼓\"，允许地方头人随时击鼓反映问题。这一举措有效地防止了官员贪污受贿和民众遭受盗贼掠夺的现象，使得社会治安得到改善。可以说，大西军在有效控制的地区内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显着成效，其吏治状况较明代有明显的好转。
第四，大西军在云贵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他们派遣官员清查丈量思州、石阡、黄平、施秉、清江等地的内外屯田，并征收租金。在云南，大西军派人勘察田地的产量，然后与百姓平均分配。同时，废除了官员举人免税的规定，人丁不论贫富，全部征税。
此外，大西军还招安逃亡在外的百姓回家恢复家业，如果有不足之处，则借给他们耕牛和种子，因此居民纷纷归来。
大西军还将靠近省会的田地和盐井的利益，从原来的官民对半分收改为四六分收。并且在省城以及下关设立了 18 座炼铜炉，铸造\"兴朝通宝\"钱，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一律通用。
大西军还组织各地的工匠，设立什造局四处，修理制造武器。同时鼓励民间开采矿产，兴修水利，委派官员管理盐税和矿务。
在大西军能够有效控制的地方，清除了地主武装和盗贼的骚扰，严格执行保甲制度，稳定了社会秩序。这些措施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的稳定，为大西军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一段时期的苦心经营后，云南和贵州成为了大西军坚实稳固的根据地。在这个过程中，张献忠的四个养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孙可望年龄最大，且有一定文化知识，地位最高，尤其受到张献忠的信任和依靠，其威望仅次于张献忠。在张献忠牺牲后，他们继续转战云南和贵州地区。自然而然地，孙可望成为了大西军的首要领袖，这一点毫无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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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共治此点着实与朕所设之四大贝勒共议朝政的举措颇为相似啊！”努尔哈赤于天幕之上由衷地赞叹道。
提及此事，他心中对于后续该体制遭致破坏一事，显然依旧耿耿于怀、难以释怀。然而，恰似明太祖朱元璋一般，他亦深深明白，当自己在世之时，诸事皆可依凭自身意愿行事；可一旦身故归西，那便无法掌控局面了。
想及此处，努尔哈赤不禁长叹一声，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之色。毕竟，王朝更迭、权力交替，其中变数实难预料。纵有雄才大略如他者，面对生死无常和历史洪流，亦只能徒叹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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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西军的第二位领袖却是在激烈战斗中崭露头角的李定国。
在那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李定国诞生于陕西延安的一个贫苦农家。他出生在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六月十一日。这个普通的孩子却注定要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崇祯三年（1630年），年仅十岁的李定国毅然投身张献忠的起义军。那时的他或许还带着几分稚嫩，但眼中闪烁着坚定与勇气。张献忠一眼便看中了这个与众不同的少年，将他收为养子，并改名为张定国。从此，李定国开始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旅程。
张献忠共有四位养子，其中老大是孙可望，而李定国紧随其后。此外，还有老三刘文秀和老四艾能奇。他们四人一同并肩作战，成为张献忠麾下的得力干将。
崇祯十四年（1641年）二月，李定国展现出了过人的智谋与果敢。他巧妙地伪装成明军差官，带领二十匹轻骑趁着夜色迅速抵达襄阳城下。这座坚固的城池在他的奇袭下被一举攻破，城中的明军毫无防备。此次战役不仅让农民军大获全胜，更重要的是，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储存的十余万军资全部落入了农民军手中。这一战，让李定国声名鹊起，也为他日后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西国大顺元年（即清朝顺治元年，公元 1644 年）那寒冷的十一月，张献忠意气风发地在成都这片广袤大地之上，正式宣告了大西政权的诞生。在这个崭新的历史节点上，无数英雄豪杰崭露头角，其中尤以李定国最为引人注目。
李定国，这位年轻的将领凭借着其卓越非凡的战功，被张献忠册封为安西王，并肩负起监管整整十六座军营的重任。要知道，此时的李定国年仅二十四岁，但他已然展现出了远超常人的军事才能与领导风范。
李定国不仅武艺高强、身材魁梧，足有八尺之高，更是生得一副英俊潇洒的好面容。他为人处世张弛有度，在军纪严明的军队之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原则底线。更为难得的是，李定国对待部下宽厚仁爱，从不轻易责罚犯错之人，而是善于引导他们改过自新。
正因如此，李定国在军中声名远扬。每当战火燃起，他总是身先士卒，一骑绝尘冲在最前方，挥舞着手中的兵刃奋勇杀敌，那英姿飒爽的身影宛如战神下凡一般，令人为之胆寒。他的勇猛无畏让敌人闻风丧胆，无论是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还是身陷绝境的困局，李定国都能沉着应对、化险为夷。因其作战时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的气势，人们纷纷尊称他为“小尉迟”或者“万人敌”。毫不夸张地说，李定国堪称大西军中文武双全的一代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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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孙可望确实是一位有才能的人，李定国也是一个战将，一个可以治理国家，一个可以领兵作战。但出现得太晚了，一切都无法挽回。此时，满清已经占据了整个华夏大地，如果我们联合明朝，也不过是在偏远的云贵地区对抗整个庞大的清朝。即使能够暂时战胜满清，但也难以持久。
尤其是‘四.....三王共同议政’这种制度并不可靠，孙可望和李定国之间迟早会产生矛盾冲突。无论哪一方获胜，大西军都将走向灭亡。”
天幕下的朱元璋并没有因为双方存在挖祖坟的仇恨而对大西军持有偏见，他仍然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只是对其前景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