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桂林和衡州这两场激烈的战役之中，孔有德和尼堪这两位声名显赫的高级将领不幸阵亡。此消息一经传出，犹如巨石入水，瞬间在清廷引起轩然大波，整个朝廷上下皆为之震惊不已。就连顺治皇帝也受到极大的震撼，心中竟然产生了想要放弃湖南、广东、广西、江西、四川、云南以及贵州这七个省份，并与南明永历政权议和讲和的念头。
可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尽管取得了“两蹶名王”这般辉煌耀眼的胜利，但大西军却未能趁热打铁，将这种优势成功地转化为在抗清前线上更进一步的军事成果。恰恰相反，这场胜利仿佛成了一个导火索，点燃了潜藏于大西军余部领导层内部那早已存在且日益尖锐的重重矛盾。原本团结一致对抗外敌的局面开始逐渐瓦解，各方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愈发频繁而激烈起来。
话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公元 1653 年）正月，眼见着李定国所取得的惊人战绩，孙可望心中的嫉妒之火愈发熊熊燃烧起来，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于是他亲自统率大军出征，妄图效仿李定国再创辉煌。不仅如此，他还强拉上文秀一起行动，以期能够万无一失。只可惜，他们终究还是因为过于轻视敌军而遭遇惨败，在宝庆被打得丢盔弃甲。
而那孙可望率领着浩浩荡荡的军队抵达了沅州之后，便马不停蹄地派遣使者前去召见李定国前来沅州商议要事。其实呢，这孙可望心里打着如意算盘，想要趁着这次机会将李定国抓捕起来，从而夺取他手中所掌握的兵权。
这边厢，李定国在接到孙可望下达的命令之后，丝毫不敢怠慢，赶忙着手整理起自己的行囊和装备，做好了随时出发前往沅州的准备。然而就在此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原来啊，刘文秀之子刘震竟然亲自跑来，神神秘秘地告诉李定国说他打探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孙可望此番召他前来沅州乃是暗藏杀机，打算将他“收而杀之”！这个突如其来的密报让李定国顿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
倘若他选择不去沅州应命吧，那么孙可望势必会以此为由给他扣上一顶违抗军令的大帽子，并很可能会因此而兴师动众地前来问罪；可要是他真的乖乖听话去了沅州吧，又必然会与孙可望展开一场激烈的权力争斗。就在李定国犹豫不决之际，孙可望那边却是急不可耐，短短三天时间内竟然接连下了足足七道命令（只差五道，就赶上宋高宗的十二道金牌了），催促李定国速速动身前往沅州。
面对如此紧迫的局势，李定国最终还是无奈地率领着自己的部队朝着沅州方向进发了。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们行军途中，刘震再次派人前来劝阻。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李定国当机立断决定撤回广西。
再说另一边的孙可望，此刻正亲自统率着规模庞大的大军从靖州（也就是如今的湖南靖县）出发，一路经由武冈进军至宝庆（即现在的湖南邵阳）。他的麾下可谓是猛将如云，其中不乏像白文选、冯双礼这样能征善战的大将，整个军队的总兵力更是高达十万人之多。只可惜，孙可望机关算尽太聪明，最终却落得个自食恶果的下场……
永历七年、顺治十年三月初六这一天，阳光洒落在大地上，却未能驱散那弥漫在空气中的紧张气氛。清定远大将军屯齐率领着浩浩荡荡的满汉主力大军从永州出发，一路向北挺进宝庆。他们旌旗飘扬，盔甲闪烁，马蹄声如雷贯耳，仿佛要将这片土地踏碎。
十五日那天，清军抵达岔路口安营扎寨。此地距离明军将领白文选、冯双礼和马进忠所在的营地——周家铺仅有三十里之遥。第二天清晨，天色阴沉，细雨绵绵，清军冒雨进军，直至周家铺。只见明军营地高高地矗立在山顶之上，山势陡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雨水打湿了双方士兵的战袍，但他们依然严阵以待，列阵对峙，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这个夜晚，寂静的夜空突然被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原来是孙可望率领着他的亲军从宝庆府赶来增援。他的到来给明军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力量，让原本紧张的气氛变得愈发凝重起来。
公元 1653 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十七日，天刚破晓，晨雾还未散去，明军便趁着雾气掩护，果断地下山向清军发起了全面进攻。一时间，喊杀声响彻云霄，刀光剑影交错纵横。清军迅速分路迎击，双方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激烈战斗。战场上，硝烟弥漫，血肉横飞，每一刻都有人倒下，每一寸土地都被鲜血染红。
经过一番殊死搏斗，最终孙可望所统领的明军还是不敌清军，遭受了重大挫败。许多英勇的将士战死沙场，伤者不计其数。清军则趁机乘胜追击，一举占领了宝庆府。然而，这场胜利对于清军来说也是来之不易的，他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激战中，正黄旗的两名蒙古梅勒章京韦征和武京都不幸阵亡，永远倒在了这片异乡的土地上。
话说这边厢孙可望等人刚刚吃了一场大败仗，士气可谓是低落至极。然而，祸不单行，没过多久，白文选竟然又在辰州遭遇了失利。这一连串的打击，让原本就艰难的抗清大业瞬间陷入了巨大的困境之中。
一时间，那片曾经充满希望和斗志的天空，仿佛被一层厚厚的阴云无情地笼罩住了。光明似乎渐行渐远，而前途则变得一片黯淡无光，令人心生绝望。
就在众人忧心忡忡之际，另外一路大西军刘文秀却从四川的方向向湖广地区发起了进攻。可让人感到诧异的是，刘文秀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异常消极，甚至还处处提防着孙可望。原来，早在永历六年（公元 1652 年）的时候，刘文秀曾率领着王复臣、贺九仪、袁韬、武大定、张先璧、张光萃以及祁三升等一众将领，统率着步骑五万大军，从乌撒、雪山关、泸州等地浩浩荡荡地展开了收复四川的军事行动。
在七月份的时候，他们攻打叙州，与清将卢光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锋，并最终成功击败了他，还斩杀了总兵南一魁。紧接着，刘文秀大军乘胜追击，继续攻打重庆，并迅速包围了成都。在此期间，他们更是一举击杀了清方知府周基昌，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战果。
只可惜啊！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一件极为遗憾的事情。那位威名赫赫的四川名将、一直镇守石柱的秦良玉，由于年事已高，已于永历三年（公元1649年）与世长辞了。她的离去，使得四川的防御力量大大削弱，整个四川几乎都成为了清军的囊中之物。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大西军的将士们究竟该如何应对？抗清大业是否还有转机？一切都是未知数……
且说此时，刘文秀之敌手已变为那赫赫有名的平西王吴三桂。起初，大西军气势如虹，奋勇杀敌，竟将已然改编为清军的关宁军都统白含贞、白广生等一干人斩于马下，并成功地围困住了吴三桂。面对此般绝境，清军毫不退缩，拼死突围，一路逃窜至绵州（即现今之绵阳市）。经此一役，清军损失惨重，伤亡者逾万之众，吴三桂更是狼狈不堪，只得落败而逃，退保宁之地。
然刘文秀却被眼前的胜利迷乱了心智，变得骄傲自大起来，对敌人轻视不已。他全然不顾及王复臣的恳切谏言，贸然下令围攻保宁。岂料此举非但未能奏效，反而致使己方遭遇惨败，就连忠心耿耿的王复臣亦不幸战死沙场。尽管此番战役过后，清军亦是元气大伤，不敢在此地久留，吴三桂遂率领其关宁军匆匆撤回汉中。至此，四川境内的清军大致得以肃清。
只可惜，大西军虽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那孙可望见状，却是趁机大作文章，指责刘文秀有勇无谋，不仅不听从良策，更折损了一员大将，于是不由分说便削去了刘文秀的职务。就这样，刘文秀被压制了整整一年之久。
此次，刘文秀肩负重任，领命出征湖广，并负责巩固四川之地。为确保后方安稳无虞，他派遣麾下诸多得力部将祁三升、狄三品、杨威、贺天云以及郑守豹等人进驻四川嘉定府，精心布防，严阵以待。与此同时，刘文秀积极与位于川东三峡地区的李来亨、郝摇旗以及夔东十三家取得联系，旨在协调各方力量，共同进击湖广。
然而，此时此刻的刘文秀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忧虑。因为他深知，孙可望一直对他和李定国心怀叵测，很有可能趁此机会从背后下手，将他们一举歼灭。而且，由于大部分部下都被派往了四川，真正能够参与到湖广作战行动中的人手实在有限。面对如此艰难困境，刘文秀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让自己的儿子刘震暗中派出使者，向李定国传递重要消息——“孙可望正等待我们抵达之后便立刻将我们置于死地！”
这一点充分表明，当时不仅孙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就连刘文秀对孙可望也是相当不信任了，这乃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在此次湖广行动当中，刘文秀不仅未能展现出面对吴三桂之时的战斗力，反而致使其部下卢名臣不幸中伏身亡于常德城下。
原本孙可望精心策划了一项规模宏大的战略部署，满心期望能够与长江下游的张名振等人成功建立联系，进而协同作战、共图大业。然而，由于刘文秀出师不利，不仅损兵折将，而且使得整个行动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
可是，面对这样惨痛的败局，难道所有的责任都应当归咎于刘文秀一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在于李定国和刘文秀对于孙可望是否依然能够诚心诚意地共同合作产生了极其严重的疑虑。刘文秀深知自身在三位王爷中的实力相对较弱，地位亦不稳固。倘若失去了李定国这个强大的盟友支持，那么孙可望要想对付自己简直易如反掌。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刘文秀不得不将自我保护以及维护李定国的安全视为此次行动的首要任务。毕竟，在这场复杂的权力博弈之中，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话说这大西三王之中，一王李定国那可是威名赫赫，其辉煌战绩简直令世人瞠目结舌！他纵横沙场，屡建奇功，所到之处敌人无不闻风丧胆。然而，另外两王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在战场上屡屡受挫，狼狈不堪，可谓是灰头土脸至极。如此巨大的反差，刘文秀还无所谓，反正他是大西三王中那个打酱油的角色，但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妒忌之心犹如熊熊烈火燃烧不止，根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再说李定国这边，虽然战功卓着，但由于得不到云贵地区的有力支持，他想要继续向湖南方向发动主动进攻变得异常艰难。无奈之下，只能与清军陷入僵持状态。而这恰恰给了清军可乘之机，让他们得以采取“以守为战”的策略，等待着最佳的反攻时机。
时间来到永历七年、顺治十一年（1654 年），经历过一番痛苦反思之后的李定国终于下定决心，要向广东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进攻。他此次出征的目标十分明确，那便是与郑成功会师，共同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从而彻底摆脱孙可望的控制。
李定国早在桂林一役中大破孔有德之后，便满怀雄心壮志地筹划着收复广州这一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要地。
彼时，永历朝廷所掌控的云贵等地，由于地处偏远，经济发展滞后，不仅缺乏各类人才，就连兵马钱粮也是捉襟见肘。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州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繁荣的商业贸易，经济状况极为良好。
李定国深知，若能顺利收复广州，不但能够获取丰厚的财政收入以充实军饷，更重要的是，可以借此摆脱孙可望对自己的钳制与束缚。于是乎，在顺治十一年，李定国毅然率领数万精锐之师挥师南下，剑指广州。
此次进攻广州之前，李定国可谓是未雨绸缪，做足了万全的准备工作。一方面，他积极主动地与郑成功取得联系，并与其达成共识，决定在战略上相互配合，采取东西两面夹击之势，以期一举攻克广州；另一方面，双方约定将会师于广州新会，一旦新会城破，则收复整个广州地区便是水到渠成之事。
而实际情况也正如李定国所料想的那般。当广州城中的另外两位藩王——耿精忠和尚可喜听闻孔有德兵败身亡的消息后，早已如惊弓之鸟一般，惶惶不可终日。再加上此时广州的防守力量异常薄弱，而清军若是想要从北方调遣援兵前来支援，一来一回至少需要耗费好几个月的时间。相比之下，李定国和郑成功在地理位置上占据了极大的优势，他们兵锋锐利，士气高昂，胜利的曙光似乎就在眼前。
话说那李定国率领着大军一路高歌猛进，气势如虹地踏入了广州城。高州、雷州两地的总兵眼见大势已去，深知无法抵挡李定国所率之精锐明军，于是纷纷选择了投降。如此一来，明军更是如虎添翼，一路上可谓是势如破竹，无人能挡其锋芒。
广州各地的反清义师听闻李定国大军到来，也如同久旱逢甘霖一般，纷纷踊跃响应。一时间，起义之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而李定国则带着这支士气高昂的队伍马不停蹄地继续前行，很快便兵临新会城下。
就在这时，李定国想起与郑成功的约定，赶忙修书一封派人送去。信中言辞恳切，满怀着对双方会师后共创大业的憧憬与期待。然而，命运似乎在此刻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正如前文所述，李定国原本约郑成功于十一月出兵，可当这封信送到郑成功手中时，却已是十月底了。时间紧迫，纵使郑成功有心派兵支援，此刻也已然来不及了。
话说那李定国，本期望着能与郑成功协同作战，共克敌军，但现实却令他大失所望。无奈之下，他只得率领自己的军队，孤军深入，将新会城团团围困起来。
这场战斗之激烈，堪称惊天地泣鬼神。新会城内的清军深知已无退路，只能拼死抵抗。李定国一方则使出浑身解数，先是挖掘地道，试图从地下突破清军防线；接着又发动火攻，熊熊烈火映红了半边天；最后还架起云梯，士兵们奋不顾身地向上攀爬。然而，清军凭借着坚固的城墙和顽强的斗志，一次又一次地将李定国的进攻抵挡了回去。
与此同时，新会城内的清军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由于长时间被困，城中粮草断绝，饥饿如影随形。为了生存下去，这些丧心病狂的清军竟然想出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办法——吃人！他们命令每家每户必须献出一个人来供他们充饥。这一惨绝人寰的行径，在《新会县志》中均有详细记载，足见当时城内的状况简直犹如人间炼狱一般。
在李定国围城期间，城中百姓苦不堪言。半数以上的居民不是死于战火之中，就是成了清军的腹中之食。待到李定国最终撤军之时，曾经繁华热闹的新会城已然变得十室九空、满目疮痍，一片死寂。
城外，李定国所率之军此刻正因新会这座坚城久攻不下而陷入困境，士气日渐低落。长时间的征战与围城使得许多士兵疲惫不堪，更糟糕的是，军中爆发了严重的瘟疫，大量士兵因此染病身亡或受伤，战斗力大幅下降。
就在这艰难时刻，清军的援兵如天降神兵般抵达战场。他们带来了威力巨大的火炮，凭借着先进的武器装备和出色的战术指挥，清军迅速找到了李定国军队的弱点——象兵。随着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炮响，硝烟弥漫，李定国的象兵受到了惊吓，四散奔逃，原本强大的战力瞬间土崩瓦解。
面对如此不利局面，李定国毫不退缩，他果断率领大军转移至新会北门的山下，试图在此与清军展开最后的殊死搏斗。然而，清军早已洞悉了他的意图，并迅速调遣兵力对其形成前后夹击之势。李定国的精锐部队虽奋勇抵抗，但终究寡不敌众，在清军的猛烈攻势下伤亡惨重，几乎全军覆没。
无奈之下，李定国只得带着仅存的几千残兵败将黯然撤回广西。经此一役，他元气大伤，再也无力组织起足够强大的力量去收复广州，曾经的雄心壮志如今也只能化作一声叹息，淹没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之中。
在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之中，新会的清军简直令人发指，他们竟然依靠食用老百姓的肉来坚守住了新会城！那么，为何老百姓会如此无奈地去协助清军呢？原来，自清军南下江南以来，其残暴行径可谓骇人听闻，所到之处皆是一片腥风血雨，无数城池惨遭屠戮。对于清军而言，如果失守一座城市，必然会卷土重来再度进攻。一旦成功攻下这座曾经丢失的城池，等待城中百姓的便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种恐怖至极的策略，无疑让江南地区的老百姓们惊恐万分，肝胆俱裂。
而耿精忠和尚可喜等那些来自辽东的八旗汉军，情况则更为复杂。他们的家眷老小全都被扣留在辽东，成为清廷手中控制他们的人质。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即便有心归降，也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此外，新会之役之所以以失败告终，还有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便是失去了由孙可望主持的云贵抗清基地作为坚强的后方依托。原本，这片广袤的土地曾给予前线将士源源不断的支持和保障，但如今却已不复存在。
历经这一连串沉重打击和变故之后，以孙可望与李定国之间的冲突为主要矛盾，再加上刘文秀与孙可望的矛盾日益激化，彼此间的分歧愈发难以调和。孙李两人的关系已然走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而最终导致彻底决裂的导火索，最终避免不了一场短兵相接的冲突。一场兄弟阋墙、同室操戈的悲剧即将上演，而这也预示着抗清大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