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字公瑾，汉末名将，庐江舒县人，洛阳令周异之子，堂祖父周景、堂叔周忠，都官至太尉。自幼与孙策交好，孙策于袁术麾下初崛起时曾随之扫荡江东，后来回去镇守丹阳。袁术心慕周瑜的才干，欲聘周瑜为将，但是周瑜以袁术难成大事而拒绝。其后设法投奔孙策，为中郎将，孙策相待甚厚，又同时迎娶有「国色」之称的二乔，成为连襟。孙策遇刺身亡后，周瑜与张昭一起共同辅佐孙权，为中护军，执掌军政大事。赤壁大战期间，力主拒曹，而指挥全军在乌林迎击曹军取得胜利。赤壁大战之后，周瑜谏议孙权将刘备安抚在吴郡，以美女和玩物消磨其意志，但孙权未采纳。孙权后来采纳周瑜的谏议，拟出兵攻取蜀地，消灭张鲁，然后消灭曹操，周瑜在江陵进行军事准备时死于巴陵，时年三十六岁。孙权曾为其素服吊丧。周瑜性情开朗，气度宽宏，深得维恩显着。精通乐律，即使在醉酒时也能听出音律的错误。正史上周瑜“性度恢廓”“实奇才也”，范成大誉之为“世间豪杰英雄士、江左风流美丈夫”。宋徽宗时追尊其为平虏伯。位列唐武庙六十四将、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受演义小说和戏曲的影响，三国时代的周瑜在众多人心目中是个器量狭小之人，“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家喻户晓，而“既生瑜，何生亮”更被视为周瑜妒才的心理独白，但历史上的周瑜其实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智勇兼备，器量广大，并且多才多艺。据《三国志》记载，刘备曾经称赞周瑜乃是“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周瑜少年有为，为东吴孙氏基业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赤壁之战大败曹军，由此奠定了魏蜀吴三足鼎立，天下三分的历史基础，而赤壁之战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着名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
历史上的周瑜自幼志向远大，有着远见卓识，本来颇得袁术赏识的他却并不看好袁术，转而投靠礼贤下士的孙策，周瑜清俊高大，年仅二十四岁时即被孙策封为建威中郎将，吴中人都呼其为周郎。周瑜与孙策同年，后又为连襟，故而情谊更笃，史载周瑜追随孙策南征北战，攻荆州，打皖县，讨江夏，平豫章，定庐陵，帮助孙策极大地拓展了东吴基业。曹操听闻周瑜少年英雄，便派蒋干作为说客，劝说周瑜归附自己，蒋干虽是能言善辩，孰料刚一到吴营，就被周瑜将了一军，周瑜表明自己只求酬报明主之恩，但愿与其祸福共存的心迹，周瑜对孙氏政权的忠贞，不仅使蒋干折服，而且当时中原士人也都对此赞叹不已。
孙策遇刺身亡后，周瑜又与张昭共同辅佐继立的孙权，建功立业，而在周瑜的军事生涯中，最为绚烂的篇章便是亲自部署指挥，并赢得大捷的赤壁之战。
周瑜不仅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而且是也是雅量高致的伯乐，历史学家陈寿称其“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也就是说，除了跟程普关系不睦，与其他人的关系都处得不错，而据《三国志》记载，周瑜与程普关系不睦的原因，也不应归咎于周瑜，程普早年因追随孙坚攻城略地，身经百战，故而凭恃资历轻视乃致欺辱周瑜，但周瑜只是折节容忍，并不与其计较。天长日久，周瑜的大度感化了程普，程普转而佩服敬重起周瑜来，声称“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周瑜宽宏磊落，多次向孙氏政权荐贤举能，鲁肃就是周瑜推荐的，甚至在病重时，周瑜还极力向孙权推荐鲁肃，接任自己的职位，而鲁肃不负厚望，竭力辅佐孙权，为孙氏基业立下了不少功勋，东吴政权由此稳定下来，这也可谓是周瑜慧眼独具的结果。
历史上的周瑜，兼具文韬武略，精通音律，据《三国志》记载，周瑜即便是酒过三巡，仍然能够听得出奏曲者的失误，故而当时民间歌谣传唱说“曲有误，周郎顾”。虽然史书上对于周瑜的音乐才华仅此一笔，但这一鳞半爪，也足可印证周瑜的文武全才，作为一位文韬武略的三国精英，直到今天多数人心中周瑜妒贤嫉能这一形象的演变，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在隋、唐、宋时期，世人对于周瑜故事的传唱大都以褒扬为主，大家熟知的诸多诗歌都在赞颂周瑜的历史功绩，如李白《赤壁歌》中的“烈火张天照云海，周郎于此破曹公”，戴复古的《赤壁》：“千载周公瑾，如其在眼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以及苏东坡的《赤壁怀古》，“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但自元、明、清后，小说演义以及戏剧中的周瑜，形象便受到了极大的贬损，周瑜被刻画成了一个心胸狭小，争强好胜反面典型。
周瑜历史形象的变形，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正统的文化观念的影响，后世人多尊三国时期的汉蜀政权为正统，故而在周瑜与诸葛亮，这两个三国精英形象的塑造中，便多有而贬损周瑜，而褒扬拔高诸葛亮的倾向；二是艺术创作中虚构移借，极力渲染扩大的结果，特别是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美人计，“草船借箭”、“三气周瑜”等虚构情节，其后的京剧，汉剧如《黄鹤楼》、《打黄盖》等又极将周瑜气量狭小、短毒的性格发展到极致，事实上在赤壁之战时，三国史籍中根本找不到，诸葛亮具体指挥赤壁之战，以及与周瑜交往的记载，而老将黄盖在赤壁之战中，自愿献计承担皮肉之苦，足可以反映出周瑜在东吴将士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孙权非常了解周瑜，孙权和周瑜相识应该是在孙权很小的时候，大概七八岁的样子，这样的年龄有感情是肯定的，但还有互相的了解，这种了解是深层的、内在的。周瑜出身在世宦家庭，累代汉臣，以忠心汉室为荣，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周瑜有天大的本领，也不能做出不忠汉室的事。孙策家则不同，孙坚起于微贱，孙家没有周家的忠心汉室的框框，所以孙策有争衡天下的想法，周瑜即使看到汉室将倾，只能以兄弟的情义帮助孙策和孙权，他自己则不能这样干，再有周瑜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思想，忠君的思想也是很强的，虽然不是愚忠，但这样的思想，让他不可能做出自己争衡天下，或在江东分出自己的势力来。
孙权和周瑜在一起那么长时间，孙权怎会不了解周瑜呢，孙权19岁领江东，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下守住基业，又建立了吴国，不会不识人的。孙家给予周瑜的是况世恩遇，但“功劳镇主”是中国上永恒的也是必然的主题，尽管兵家们无穷止的劝谏“将在外君令有所不授”，但君王们本性使然地给了那些“拥兵自重”者无穷止的怀疑，实际上君臣之间的猜忌是永远不能避免的，就象刘备对关羽张飞不可避免存在猜忌一样，孙权对周瑜也是如此。孙权是了解周瑜的，这种了解不仅是周瑜能力等方面的了解，是对周瑜内在思想上的了解．如果周瑜要自己干，有不臣之心，可以不帮孙家干，或者在孙策刚死，孙权在江东立足不稳时就有动作，何必浪费十年的时间呢？孙权对周瑜的为人是了解的，以他对周瑜的了解，为什么还要去猜忌呢？
明显的间隙表现在赤壁战前，周瑜要兵五万，孙权却借口难以卒合只给三万，周瑜是江东诸将之首，长期执掌军事，怎么会不知道自己一方军队的实际情况，孙权明显在打压。此后同时任用周瑜程普，弃用徙备置吴之计，都是若明若暗的表现，君王对臣子猜忌，尤其是对有能力的臣子猜忌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常见的，但周瑜非常善于处理君臣关系，从不居功自傲，加上多年来亦臣亦兄的感情，从感情上说孙权是信任周瑜的，人总是有感情的，君主也一样。同时，孙权是雄主，周瑜总能激起他心底的雄心壮志，让他看到成就霸业的希望，这也使得他非常倚重周瑜，而这种想迫切成就霸业的愿望加强了孙权对周瑜的倚重，也盖过了功高镇主所造成的心理压力。
总的来说孙权对周瑜是信任的，更是倚重的，这种感情上的信任，和事业上的倚重远远超过他作为君主对周瑜的猜忌，再加上周瑜的早逝，使这一点猜忌也烟消云散了，只留下了对周瑜的无限感激与怀念，并把他看作是衡量其后三杰的标准和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